作者：G20與新興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張其佐

　　2015年中國GDP增速為6.9%，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如何看待GDP年增速“破七”，特別是如何看待GDP增速創25年來新低？

　　一、適度減速和結構調整陣痛不可避免。當前世界經濟依舊十分低迷，加大了我國經濟的下行壓力風險；加之國際大宗商品大幅波動帶來輸入性通縮以及我國“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加大結構性調整的陣痛，我國增長和就業受較大的影響。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帶來的影響還在繼續，世界經濟仍然處在深度調整期。正如習近平指出“究其根本，世界經濟發展到今天，上一輪科技和産業革命所提供的動能已接近尾聲，傳統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的潛能趨於消退”，其表像是增長乏力，但根子在身體機理出了問題。由此預測全球經濟也許處在“兩可之間”：也許可能爆發新一輪科技産業革命，也許不排除今年再次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可能，也許我國面臨的外部風險前所未有。

　　二、6.9%仍是全球較高。從縱向比，儘管這一數字是自1990年最低；但橫向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仍屬較高增長。據去年10月IMF預測數據顯示，2015年世界經濟增長3.1%，比2014年低0.3個百分點。發達經濟體增速回升至2.0%，但回升勢頭減緩。其中：美國預計增長2.6%；歐元區增長1.5%；日本增長由負轉正預計增長0.6%。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增速下滑為4.0%。其中：印度維持7.3%的較高增速，而俄羅斯、巴西則陷入衰退，增速分別為-3.6%和-3.0%。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則陷入整體負增長境地。在大國當中，只有印度去年增速略高於中國，但印度的GDP只有中國1/5。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經濟近幾年的增速一直徘徊在2%左右，卻被市場認為是“強勁增長”，而中國近年主動放緩到7%左右，卻被一些人唱空，這是沒道理和別有用心的。

　　三、中國經濟基本面仍然穩固。因為中國6.9%的增速是在歐盟和新興經濟體失業率高、發達經濟體通縮風險加劇、國際貿易步入負增長、全球政府債務沒明顯好轉、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經歷了猛烈動蕩的背景下取得的，來之不易。目前中國作為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地位在迅速提升，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國、全球第一大製造業國和貨幣貿易總值份額佔比最大國、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資國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外匯儲備大國和政府債務及財政赤字較低國。即便去年6.9%的增速，國民經濟仍運作在合理區間，經濟結構進一步優化，轉型升級進一步加強，新興動力進一步積累，人民生活進一步改善，保持了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穩中有好的發展勢態。中國仍處在全球增長最高位並保持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高達25%以上，每年增量相當於貢獻了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規模，仍是一枝獨秀和世界經濟重要動力源。

　　四、當前中國經濟正在經過“減速關和轉型關”，結構調整雖具有較大陣痛，但有利於在更高水準上發展。正經歷“三期疊加”和“三個轉向”為特徵的新常態，轉型的方向是增速由高速轉向中高速中高端、由出口導向轉向內需驅動、由粗放增長轉向創新驅動。經濟發展必然進入到新常態這麼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完全符合經濟發展規律，表明中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大判斷沒有改變。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增長速度換檔不可避免，發展動力將持續轉換，改革開放的新活力會加快釋放，發展的空間、韌性、餘地更大。

　　五、用新理念引領新發展。經濟進入新常態，也是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意味著不能只拼速度，不能走再靠粗放型發展方式和強刺激老路。目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各類風險增多，其病根就是供給側、結構性和體制性矛盾。所謂供給側矛盾，是指目前經濟下行的癥結已主要不是週期性因素和總需求問題。所謂結構性矛盾，就是産能嚴重過剩，存在大量無效供給，而有效供給還存在短板和不足。所謂體制性矛盾，是指供給側和結構性問題産生的根本原因，還沒很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阻礙了發展。所以，當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給側。産能過剩已是制約經濟發展面臨的“惡性腫癌”，如果這個結構性矛盾得不到有效化解，必然會走進死衚同，經濟就不可能持續增長。如果再用強刺激舊的供給，只會出現更嚴重的産能過剩風險和泡沫。因此，必須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五大新理念引領發展，堅持宏觀政策要穩、産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下大力氣“用創新”來破解制經濟發展中的重點難點問題，用結構性供給側改革來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保民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好“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殲滅戰，加強區間調控突出定向調控，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落實，儘快構建實施“新的激勵與約束機制”，鼓勵敢作敢為、敢於擔當。尤其要把“投資要有效益，産品要有市場，企業要有利潤，員工要有收入，政府要有稅收”作為經濟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作為衡量考核監督經濟工作成效的依據，從而實現有品質有效益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