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課題組

　　作為一個轉軌中的發展中大國，為實現後來居上的現代化，在政府職能方面必然要有意識地把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互緊密結合，而且尤需做好供給管理。這既是基於我國三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亦是基於當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基於對西方主要發達國家近年來在調控、管理經濟方面一系列經驗教訓的總結。特別應當注重制度供給，在新的時期以全面改革為核心，來促進供給端解放生産力、提升競爭力，以此生成我國經濟社會升級版所需的有效供給環境條件，解除供給約束，推動改革創新“攻堅克難”、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從而提高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變微觀潛力為發展活力。

　　由制度供給實現市場經濟轉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在世界各國當中的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佔全球經濟的比重由以前的不足2%升至10%以上。2010年，我國每人平均GDP超過4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近年來，我國每人平均GDP繼續上升，2011-2012年分別超過5000美元和6000美元，2013-2014年分別為6767美元和7485美元。此種巨大規模經濟體的長期高速增長，在經濟史上罕見。

　　上述成就的取得，主要是中國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基本路線指導下，在總供給管理角度（制度供給和結構調整）開創性地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變革，極大地釋放了供給潛力（當然同時也較有效地對總需求進行了管理）。回顧歷史，我國改革不斷深化的進程正是不斷調整落後、僵化的生産關係以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生産力的過程，正是不斷自覺進行供給側改革、釋放微觀市場主體潛力與聰明才智、提升經濟社會發展活力的過程。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召開過數次意義重大的“三中全會”。1984年10月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闡明瞭經濟體制改革的大方向、性質、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政策，富有遠見地斷言，“改革是為了建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並指出：“為了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産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必須認真總結我國的歷史經驗，認真研究我國經濟的實際狀況和發展要求，同時必須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産規律的先進經營管理方法”。1993年11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里程碑式地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思路與目標模式，利用有利的國際環境來加快國內的改革發展，是當時強調“戰略機遇”的主要著眼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在加快內部經濟改革的同時，努力融入國際社會和世界經濟，逐步建立一整套基本市場經濟制度，也為此後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條件，2003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成為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總體而言的決定性作用終於表述到位，並形成了具體操作點多達336項的改革頂層規劃（即“六十條”），是在新時期、新形勢下進一步釋放經濟社會潛力、活力的重大舉措，也為供給管理注入了新時代背景下的新內容新要求。其後，十八屆四中全會關於“全面依法治國”的部署，五中全會系統化表述的發展新理念，則使制度供給的全面配套和發展觀念更新的昇華，構成互相呼應的總體協調與完整佈局。

　　當前仍需實質性供給側改革創新

　　已有的經濟理論認為，支援經濟長期增長的要素（動力源）主要有五個：勞動力、土地及自然資源、資本、制度、創新。國際經驗表明，各經濟體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前，前面三項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容易較多地生成和體現出來，而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後面兩項的貢獻更大，並且極其關鍵。所以，中國新時期的增長動力構建，實為城鎮化、工業化、市場化、國際化、資訊化與民主法治化發展過程由五大要素動力源合乎規律的優化重構而成的混合動力體系。結合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這幾個要素方面都存在明顯的供給約束與供給抑制，需要通過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約，釋放經濟社會潛力，提高經濟增長活力。

　　1、人口紅利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

　　我國人口總量世界第一。改革開放以來，以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為代表的農村人口向城市、向工業領域的巨量轉移，是支援我國獲得當今經濟發展的主力貢獻因素之一。但是，據學界測算，在2011年前後，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2012年後社會勞動適齡人口規模每年凈減少數百萬人，以低廉勞動“無限供給”為特徵的勞動力轉移及勞動適齡人口充裕狀況對於中國經濟的貢獻和支援已難以維持。近年在各地不斷出現的民工荒、招工難以及勞動力工資水準明顯上升就是明證。與此同時，我國人口結構已明顯老齡化。新供給團隊的研究表明，在未來不到10年間，我國將步入超老齡化社會，速度之快超過日本。通觀全球人口與國力變化史，人口基數與結構的變化對國力、國運長遠而言帶有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我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執行的以嚴格控制人口數量為目標的人口政策，已到了非調整不可的時候，切不可再作拖延。

　　2、自然資源粗放、低效耗用

　　我國土地及相關自然資源管理方面存在的供給機制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問題十分明顯。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大量鄰近城市的農村土地(包括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等)通過各種形式轉化為城市發展用地，這本是城市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由於現行土地管理制度過於僵化，未能形成與時俱進的供給機制，引發諸多社會衝突與群體性事件，以及“小産權房”等棘手難題。除土地之外，我國其他各類自然資源方面，也存在著比價關係扭曲、市場化價格形成機制缺失，以及發展經濟急切而強烈的動機之下的粗放、低效使用，已經造成近年來各方面有深切感知的、公眾意見十分強烈的各類水體、土壤、大氣污染問題，以及資源能源揮霍式耗用等嚴重問題。

　　3、金融對實體經濟的多樣化融資和升級換代支援不足

　　無論是從國內儲蓄還是外匯儲備上看，我國似乎都是世界上“最有錢”的國家。但從資本的使用效率上看，從實體經濟得到融資支援的程度上看，我國金融領域存在的供給抑制與供給約束又可居世界之冠。

　　一是利率市場化到現在剛剛走上“行百里半九十”的關鍵性路程。二是金融市場主體“大小不均”，主體的國有比重過大而民資外資比重過低、超級銀行佔比過大而中小型金融機構佔比過小。三是資本市場結構不盡合理，主機板市場佔比過大而創業板、新三板、場外股權交易市場還嚴重不足。四是除銀行間投融資體系高利差抬高融資成本之外，設租尋租又將創業創新活動的綜合融資成本抬得更高。這些導致長期以來我國對經濟增長貢獻可觀、特別是對就業貢獻最大的廣大中小微企業，得不到較充分的融資供給，實體經濟升級換代“突破天花板”得不到投融資供給機制有力支撐，“三農”領域的金融支援也始終盤桓于政策倡導層面而實質性進展十分緩慢，“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面臨的實質性融資門檻，仍然比較高。

　　4、科技創新驅動力有待提升

　　早在黨的十六大文件中，就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應當而且必須強化創新驅動，已成為各方共識。但從進展看，科技研發的創新活力和相關人才的培養、供給機制，被行政化和種種違反科研規律的不當制度機制所扼制。雖然科研人員的論文發表數、專利申請數快速增長、已名列世界前茅，然而科技成果向産業、市場的轉化率不到10%。究其原因，相當重要的前置環節——教育領域即人才培養體系中，由於嚴重的行政化、應試教育化等而窒息創造性人才的生長，形成“錢學森之問”的難解之題；具有支撐意義的基礎科研領域中，激發科技人員潛心研究的體制機制不到位；應用研究中，一是科技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明顯滯後，二是智慧財産權保護不力，三是後勤支援機制落後，四是狹窄的部門利益形成“條塊分割”式創新阻礙和資源條件共用壁壘。

　　5、政府職能與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給仍滯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獲得的巨大增長和進步，與政府管理理念的改變、職能的調整、方式的轉化、體制機制的不斷優化有極其密切的關聯。但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政府職能的優化進程與制度變革的推進，已經滯後。

　　一是關鍵功能不到位。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功能應是維護公平正義和市場監管、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但實際生活中，市場公平競爭環境受到過度壟斷、設租尋租、“紅頂仲介”等的困擾與損害，假冒偽劣等不良行徑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監管和打擊；應履行的政府社會發展管理規劃職能，其形態與水準明顯落後於時代要求。二是關鍵和重點領域改革如財稅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國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人口戰略調整等，仍應加快推進。

　　新供給經濟學首先是改革經濟學

　　作為一個轉軌中的發展中大國，追求後來居上的現代化，為成功實施趕超戰略，在政府職能方面必然要有意識地把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互緊密結合，而且尤需做好供給管理。這既是基於我國三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亦是基於當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基於對西方主要發達國家近年來在調控、管理經濟方面一系列經驗教訓的總結。特別應當注重制度供給，在新的時期以全面改革為核心，來促進供給端解放生産力，提升競爭力，以此生成我國經濟社會升級版所需的有效供給環境條件，解除供給約束，推動改革創新“攻堅克難”，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