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有必要採取反週期穩增長措施

　　四大領域發力有效投資 十三五經濟實現年均7%左右增長完全有可能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日前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就業、金融安全和2020年兩個“翻番”目標三大因素確定了“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速必須要達到6.5%以上，並儘量實現7%左右的增長。從中國的産業空間、政策空間、民間儲蓄等多重因素看，“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實現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是完全有可能的。

　　對於近兩年經濟形勢，林毅夫表示，中國經濟自2010年以來就一直處於下行之勢。近兩年雖然趨穩，但還沒有完全穩住。應當看到，中國經濟這一輪下行，更多的是外部性、週期性因素所致。如果沒有必要的反週期措施，經濟增長率還會繼續下滑。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堅定結構性改革，另一方面要採用必要的反週期、穩增長的措施。

　　林毅夫稱，對那些短期、長期都能增加需求的結構性改革措施，可以提前來做，比如對企業減稅、“二孩”政策等。這些改革措施短期會增加投資和消費，長期也利好經濟增長，要加大力度做；對那些短期會抑制消費、增加風險的結構性改革措施，應該審時度勢更加謹慎。

　　6.5%以上增速：必要性＋可能性

　　中國證券報：“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速下限預期是6.5%。如何評價6.5%這個下限？

　　林毅夫：先從必要性來看，“十三五”期間經濟達到6.5%以上的增長是必要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兩個翻番的目標：國內生産總值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城鄉居民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十年國內生産總值要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長速度要7.2%，前幾年都增長得比7.2%高，從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長速度可以低一些，6.5%就可以了。

　　但我們還有一個目標，即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要翻一番。對於這一目標，必須考慮人口增長因素。有沒有可能GDP增長6.5%，靠收入分配往家庭傾斜來實現第二個目標？理論上是可行的，但會出現一個問題：經濟增速在7%左右的情況下，企業盈利狀況已經不是太好。如果説經濟增長率是6.5%，收入分配還要往家庭傾斜的話，企業的盈利狀況會更堪憂，這可能造成失業的增加。

　　2014年的就業是相當好的，新增了1322萬的城鎮就業，超出了去年初預定的目標。但如果經濟增長放慢，低於6%，企業的盈利狀況就會很不好，很多企業對未來的預期發生變化，可能就關門了，有可能出現斷崖式的倒閉潮。而保持7%左右的增長速度，有利於企業的信心，把員工保留著，也就保住了就業。所以，要保持較好的就業率，就必須要有一個比較高的經濟增長預期。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的企業絕大多數是靠銀行貸款進行投資經營，杠桿率比較高。如果較多的企業倒閉，可能會造成呆壞賬數量的增加，影響金融穩定。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十三五”期間經濟需要保持6.5%以上，儘量達到7%左右的增長，就能夠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兩個翻一番目標。

　　從可能性來看，我覺得中國實現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完全有可能。我們迴旋餘地大、政策手段多。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每人平均收入不斷增加，前提是越來越高的勞動生産率水準。勞動生産率水準的提高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現有産業中産品的品質和生産效率；二是通過産業升級，將現有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産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産業。政府可以因勢利導，推動産業從中低端向中高端，以及從中高端向高端升級，實現經濟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預計到2020年前後中國將跨過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12615美元的門檻，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從政策角度看，一方面中國政府負債率佔GDP的比重不到60%，在全世界處於最低水準，積極財政政策空間大；另一方面，我們的利率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而且準備金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説明貨幣政策調控還有較大空間。除了政策空間外，中國的民間儲蓄率高，佔GDP的50%，可以用政府的錢來撬動民間投資。此外，中國還有3.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可以購買投資所需的進口設備、原材料等。

　　以上這些都是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具有的優勢。其他發展中國家面臨經濟下行的時候同樣也有很多投資機會，但可能本國政府負債率高，縮小了政策調控空間；或者民間儲蓄低，用政府的錢撬動民間投資的可能性小；或者外匯儲備不足，無法購買更多的投資設備和原材料等。

　　所以，把我們的迴旋餘地和政策手段用起來，政府因勢利導，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外部環境下，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和兩個“翻一番”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承認外部性與週期性影響

　　中國證券報：從目前一些學者和研究機構的預測來看，今年經濟增速可能在7%左右，明年可能繼續下行。您怎麼看近兩年經濟運作態勢？

　　林毅夫：中國經濟自2010年以來就一直處於下行之勢，近兩年雖然趨穩，但還沒有完全穩住。

　　到底什麼因素導致中國經濟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到現在持續這麼長時間的下滑？國內有兩個盛行的看法。第一種觀點認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政府採取的4萬億投資造成的後遺症；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體制機制結構性增長方式導致的經濟下滑。總結來看，這兩種觀點都認為問題來源於中國內部，但我不完全同意以上兩種看法。我認為，中國經濟這一輪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週期性因素。

　　從2010年到2014年，新興經濟體巴西、印度以及高收入經濟體南韓、中國台灣和新加坡都經歷了經濟下滑的過程，與中國相比，他們下滑的幅度相對更高。因此，認為中國的經濟下滑是由於中國的4萬億刺激政策和體制機制問題造成的並不客觀。

　　我們確實是轉型中國家，我們也存在問題，但不能把外部性的問題看成我們自己的問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慢了，直到今天還沒有真正完全恢復，導致消費增長也慢了，對於外部的進口自然減少，這對於中國的出口和經濟增長造成較大影響。數據顯示，改革開放後，我國對美國的年均出口增長率為16.8%，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長率是-1.8%，這反映了外部週期性影響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此，我們不能把外部性、週期性的因素都説成是自己的問題，對於我們自己的問題要下決心去改，這樣的話我們的政策才會比較客觀、比較理性。

　　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下滑，“兩個百年”、“兩個翻一番”的目標能不能實現，就會打上一個大的疑問，國內、國外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對中國道路的信心都可能會打上一個問號。那麼，怎麼樣對這個問題進行理解，以便採取有效的措施是非常關鍵的，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

　　反週期措施著力點在投資

　　中國證券報：在外部性、週期性問題的影響下，是不是應該有一些反週期的措施來穩定增長？

　　林毅夫：如果沒有必要的反週期措施，那在外部性跟週期性因素影響之下，經濟增長率還會繼續往下滑，會出現兩個後果：一個是失業問題可能會爆發。中國經濟增長率低於7%的時候，企業的盈利令人擔憂，經濟繼續下滑很多企業會倒閉，失業率猛升。第二是系統性金融風險可能會爆發。在中國目前的金融安排下，大部分企業有較高的負債率。如果很多企業在同一個時間段關門倒閉，銀行壞賬高企，迸發系統性的金融安全問題的幾率很高。如果這兩個問題出現，任何政府都首先要“救火”穩定社會，那時候很多措施都很難實行，甚至會出現倒退的風險。

　　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堅定結構性改革，另一方面要採用必要的反週期、穩增長的措施。

　　對於結構性改革，要分別對待。對那些短期、長期都能增加需求的結構性改革措施，可以提前來做，比如對企業減稅、實施“二孩”政策等。這些改革措施短期會增加投資和消費，長期也利好經濟增長，要加大力度來做；對那些短期會抑制消費、增加風險的結構性改革措施，應該審時度勢更加謹慎。

　　需要強調的是，政府利用反週期措施來啟動投資和消費，著力點應放在投資上。不能只依賴減稅來刺激消費，刺激消費不能解決産能過剩問題，必須靠投資創造對過剩投資品的有效需求。

　　目前我們國家過剩産能最嚴重的部門是投資品部門，像鋼筋、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884， -7.00， -0.79%)等，但投資品不能直接作為消費品，必須靠投資才能夠創造對它們的有效需求。

　　有效投資促進消費增長

　　中國證券報：目前，經濟增長的主要問題是傳統引擎的拉動力在減弱，而新的增長動能尚在培育之中。“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哪？

　　林毅夫：在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中，過去中國長期保持15%的出口增長率，但由於2008年以來全球還沒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衝擊，發達國家長期平均增長速度應該是3%-3.5%之間，即使恢復比較好的美國也沒有恢復到3%，歐洲國家和日本更不用説，增長率在0%-1%之間。在這種狀況下，他們的需求減少，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就下降了，出口這駕“馬車”就慢了。

　　再看投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來勢洶洶，比1929年紐約股票市場崩盤帶來的衝擊更大。由於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積極財政政策，幫助全世界避免了經濟大蕭條。不過，由積極財政政策支援的投資，現在大部分項目建成了，可是全球經濟還沒有恢復正常增長。在這種狀況之下，國內投資需求必然下滑。如果沒有新的投資項目，投資增長率也必然下滑。

　　只剩第三駕“馬車”消費了。中國的消費增長還比較快，每年保持8%-9%的增速，這才使中國在這麼大的外部衝擊週期影響下，還能保持7%或更高的增長。

　　現在有聲音説，中國過去的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應該是消費拉動型的增長。我認為消費非常重要，但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目標，不能作為未來長期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消費增長的前提應是收入不斷增長。如果收入不增長，單純消費增長的話，家庭很快就借貸，借貸多了以後就負債纍纍，危機也會到來。

　　消費增長的潛力，是勞動生産率水準不斷提高。勞動生産率水準怎樣才能不斷提高？應是技術不斷創新，産業不斷升級，提高每個勞動力的産出水準和附加價值水準。但不管是企業成本的技術創新産業升級，還是社會成本的基礎設施完善，都需要投資。

　　我所説的投資是指有效投資。國內可進行有效投資的部門還非常多，比如，中低端産品升級中高端品牌，高端製造業研發生産，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投資這些不僅産能不會過剩，而且會幫助産業升級。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投資不會擠佔消費。為什麼投資沒有擠佔消費？因為只要是有效投資，就會創造就業、提高勞動生産率，從而提高收入水準，消費相應增長。即消費的增長就是硬收入的增長，只有在收入增長的時候，消費才會增長得快。從1982年-2014年的投資增長率和消費增長率的變化可以看出，投資高於平均值的那幾年消費增長也高於平均值，看不出投資對消費的擠出效應。

　　四大領域發力有效投資

　　中國證券報：中國在哪些領域存在有效投資機會？

　　林毅夫：首先，産業升級。現在很多人認為我們的産業過剩産能很多，很難再依靠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了。實際上，我國尚處於中等發展階段，即使現有的産業有産能過剩，或者有些産業比較優勢不在了會被淘汰，但中長期來看我們還有很多産業升級的空間。

　　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産業基本上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級，升級會有很高的經濟回報，也有很高的收益。2014年，中國進口的製造業産品多達1.3萬億美元。這些進口的産品都是國內短缺的，如果中國往這些産業去投資的話，就不會出現産能過剩的現象。

　　第二，基礎設施。在經濟疲軟的時候投資基礎設施最好，短期可以穩增長、可以創造就業，長期來講有利於經濟增長，這已在國際主流經濟學界得到了認可。過去，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飛機場等方面的投資非常多，但主要是連接城市與城市的跨城際交通基礎設施，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相當短缺，比如地鐵、地下管網等基礎設施還不完善，這部分的投資也有很高的經濟和社會回報。

　　第三，環境改善。經濟高速增長付出的代價是環境污染非常嚴重。要改善環境，應在現有的生産基礎上改進技術，採用節能環保的新技術，這方面投資的社會和經濟回報會非常高。

　　第四，城鎮化。現在中國城鎮化率是54%，一個發達國家城市化的比重一般超過80%甚至90%。中國要向高收入國家邁進，還要不斷地城鎮化，人口進入到城鎮，需要住房、交通基礎設施等一系列公共服務，這方面的投資也會有很高的社會和經濟回報。

　　從2008年到現在六年多時間，因為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發達國家至今走不出經濟下行與衰退。這是因為發達國家的産業已經是世界前沿的了，下一個增長點是什麼很難知道，有的話也只有一兩個；其次，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普遍完善，頂多是把老舊的基礎設施稍微改善一下；此外，發達國家的環境也相對較好，城市化也已經完成。所以，在判斷中國的發展前景時，不能簡單拿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方法作為參考。我們有自己的優勢，應該發揮出來。

　　經濟中高速增長潛力較大

　　中國證券報：如何評價中國經濟的後發優勢？

　　林毅夫：經濟增長的內涵是什麼？是每人平均收入水準不斷提高。每人平均收入水準不斷提高靠的是什麼？就是平均的勞動生産率水準要不斷提高。平均勞動生産率水準為什麼可以不斷提高的是技術不斷創新，提高産品生産的效率和品質，以及産業升級，不斷出現一些附加價值比現在的産業附加價值更高的産業，把勞動力、土地、資本等從現有的産業往附加價值更高的新産業轉移，這樣勞動生産率的水準就會不斷提高，經濟就可以不斷增長。

　　這個道理不管對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一樣的，發達國家要維持長期的收入增長也同樣是勞動生産率水準不斷提高，技術需要不斷創新、産業需要不斷升級。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有一點不同，發達國家的技術跟産業都是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技術創新必須是自己發明的技術，它的産業升級也必須自己發明新的産業。發展中國家同樣需要技術創新、産業升級才能提高勞動生産率。但是，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是在世界技術和産業前沿內部的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可以有很多消化吸收借鑒模倣的空間，利用這個可能，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的成本和風險也就小了。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這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産業差距，發揮在技術創新、産業升級上面的便利也就是所謂的後發優勢，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高於發達國家好幾倍。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取得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長。雖然很少有我們自己發明的技術和産品，但我國的增長的速度可以將近是美國的4倍，靠的就是這個後發優勢。

　　問題是後發優勢已經用了36年，還有多少？這是我們對於未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判斷。看後發優勢的潛力不是看過去快速增長已經有幾年，而是現在平均的技術和産業水準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有多大，怎樣判斷我們現在的平均技術和産業的水準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最好的指標是看每人平均GDP的差距，平均GDP代表平均勞動生産率的水準，而平均勞動生産率就代表了平均的技術和平均産業的附加價值水準。最新的可以用來做比較的數據是2008年，按照購買力評價，中國每人平均GDP是美國的21%，這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國台灣在1975年，南韓在1977年，跟美國的差距水準。日本從1951年用跟美國技術産業差距的後發優勢，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長；新加坡從1967年開始用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長；中國台灣從1975年開始，利用後發優勢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8.3%的增長；南韓從1970年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長。這些東亞經濟體的發展軌跡和我國從改革開放以後維持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長軌跡是一樣的。如果這些東亞經濟體的後發優勢可以實現20年8%到9%的經濟增長，那麼我國從2008年開始也存在著20年中高速增長的潛力。

　　林毅夫

　　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專職副主席，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研究範圍為農業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主要著作包括《繁榮的求索》、《解讀中國經濟》、《新結構經濟學》、《經濟發展與轉型》、《中國經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