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創新”研討會10月20日在國家行政學院舉行。國務院有關部門、有關地方政府領導及部門負責人、高校和科研機構專家學者代表、地方行政學院代表、民營企業代表等圍繞會議主題，積極為進一步搞好宏觀調控、做好經濟工作建言獻策。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原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作題為《新常態下的宏觀調控要有新思路》的演講。李揚説，在危機前20餘年的全球經濟“大穩定”時期，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相對緩慢，宏觀調控的實踐也比較穩定。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情況有了較大變化。值此全球經濟進入深度調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新時期，對近年來國內外宏觀調控的理論和實踐做些總結，確有必要。

　　李揚表示，對於宏觀調控來説，準確判斷經濟波動的性質至關重要。如所週知，宏觀調控的金科玉律是“逆風向而動”。但是，在具體的調控操作過程中，我們首先需要判定“風”的性質：它從哪兒刮來，特徵是什麼，強度如何，變化趨勢怎樣，可持續性如何等等，首先需要搞清楚。概括説來，經濟波動可能有三種情況，一是短期衝擊，二是週期性變化，三是長期趨勢變化。

　　李揚説，在我看來，本輪全球危機就是一種長期趨勢發生變化的長期經濟波動。中國目前面對的也是一種趨勢轉變的狀況。因此，我們的宏觀調控，也應考慮採取比較明確、比較劇烈的措施。

　　演講全文如下：

　　新常態下的宏觀調控要有新思路

　　李揚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原中國社科院副院長

　　(2015年10月20日)

　　在危機前20餘年的全球經濟“大穩定”時期，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相對緩慢，宏觀調控的實踐也比較穩定。格局也比較簡單。以美聯儲為例，在格林斯潘主事的長達19年的時間內，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能事似乎就只是加息或減息，即便在2002年“9.11”恐怖襲擊的非常時期，格林斯潘也只是啟動了備用支付清算系統。這一舉措固然突出了支付清算功能對於貨幣政策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的重要性，但顯然沒有對金融宏觀調控理論和實踐的發展産生多大的推動作用。

　　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情況有了較大變化。當然，仔細分析，理論層面的變化仍然不多，但實踐層面的新事物卻層出不窮。在這方面，發達經濟體有一些新做法，中國的也有很多新思路。值此全球經濟進入深度調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新時期，對近年來國內外宏觀調控的理論和實踐做些總結，確有必要。

　　第一，有效宏觀調控的前提：準確判斷經濟波動的性質

　　對於宏觀調控來説，準確判斷經濟波動的性質至關重要。如所週知，宏觀調控的金科玉律是“逆風向而動”。但是，在具體的調控操作過程中，我們首先需要判定“風”的性質：它從哪兒刮來，特徵是什麼，強度如何，變化趨勢怎樣，可持續性如何等等，首先需要搞清楚。概括説來，經濟波動可能有三種情況，一是短期衝擊，二是週期性變化，三是長期趨勢變化。

　　倘若判定經濟波動源於短期衝擊，如石油和(或)大宗産品價格暴漲暴跌，宏觀政策應遵循“不過度反應”的準則。這是因為，從政策效果上説，宏觀政策不可能對解決當下的經濟波動産生多大的作用，但將對今後(明年甚至後年)的經濟運作産生較大的影響。因此，如果衝擊是短期的和局部性的，採取劇烈的反應不僅于解決當前問題無濟於事，而且會給今後的政策造成障礙。所以，宏觀當局應當謹慎行事。

　　如果判斷經濟波動源於週期性變化，那就應當採取應對週期性的調控措施。所謂週期性，係指經濟波動具有迴圈往復的性狀，即經濟有升有降，而且週而复始。設法“熨平”週期，是針對週期波動的宏觀調控政策的要義。確定增長率、物價、就業等宏觀調控主要指標的“合意水準”，並採取各類調控手段使上述變數保持穩定，是應對週期波動的宏觀調控基本格局。在操作上，實施“單一規則”，即確定貨幣供給等宏觀調控變數的某一穩定水準，無論經濟如何波動也不輕易改變，是一種格局；實施“相機抉擇”，即靈活、即時地應經濟波動實施反向調控，則是另一種格局。近年來，多數國家的宏觀調控當局選擇使用單一規則來作為“熨平”週期波動的主要政策工具。

　　如果認定經濟的波動呈現出某種長期趨勢，使得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和資源利用能力長期偏離其目前的均衡位置，並可能形成一種新的均衡位置，宏觀調控應當採取比較劇烈的手段。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迅速、大規模地對某一不合意的狀況給予干預並盡可能予以扭轉，另一方面，則是讓社會公眾迅速産生新的預期並適應新的格局，形成調控當局所希望的一致行動。

　　在我看來，本輪全球危機就是一種長期趨勢發生變化的長期經濟波動。我們看到，正是認識到這一點，美聯儲在2008年便斷定這是一次“百年不遇”的大危機，其基本特徵之一，就是存在長期産出缺口。認識及此，美聯儲立刻就把其宏觀政策做到極致：利率水準一下子降到百分之零到零點二五，貨幣供給量也幾乎放到無限。在一定程度上，美國經濟恢復在發達經濟體中領先，與他們這種宏觀調控決策密切相關。我認為，美國此次的調控實踐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我覺得，中國目前面對的也是一種趨勢轉變的狀況。因此，我們的宏觀調控，也應考慮採取比較明確、比較劇烈的措施，像目前這樣“猶抱琵笆半遮面”，不把問題説清楚，而且，各種調控措施一點一點向外“擠”，形不成穩定預期，可能事倍功半。

　　第二，關於價格調控和數量調控

　　在中國，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價格”調控手段優於“數量”調控手段。大家都認為，價格調控手段是市場化的、是先進的；而數量調控手段是非市場化的、是落後的，因而是需要改革的。我認為，這誤讀了價格和數量的關係，誤讀了市場調控和非市場調控的關係。我們必須清楚：在市場經濟的正常狀態下，量、價反向變化，是一種常態。舉例來説，在市場經濟國家中，若要將利率水準向下調整，其具體的路徑，就是由貨幣當局在市場上不斷購買有價證券(通常是無風險的國債)，並通過這個渠道增加市場上的貨幣和信用供給。在需求不變的條件下，供給增加，必然引起價格(利率)下降，如此反覆施為，市場利率將逐漸被“逼”到“理想”的政策水準，當局的市場購買行動便可停止，一項利率調整的政策便告完成。應當説，在我們這裡，量價之間並無必然聯繫，因此，利率手段的運用，在多數情況下並不伴隨量的變化。這樣，我們的政策利率的變化，並沒有造成資金供求關係的相應變化，因而那些不受管制的市場中的利率走勢就可能就與政策利率不一致，於是會進一步産生套利行為，進而弱化價格調控的效力。揭示市場經濟中量、價調控的具體實施過程，我們便可知曉，無論是數量調控還是價格調控，都有市場化和非市場化之分。也就是説，利率手段固然可以被市場化使用，但也是可能被高度行政化使用的。在歷史上，我國曾規定過百多種利率，那時，生産紅領巾適用一種利率，生産小學生作業本適用另一個利率，如此等等。你要説這種利率調控是市場化調控，那顯然是不顧事實的。反觀當下，我國的利率手段在很多情況下仍然被行政化、非市場化使用著。在我們這裡，要調整利率，一般只是“宣佈”一下，並不顧及與此對應的數量關係的變化。沒有數量變化相配合的價格調控，本質上只是一種再分配手段，而且，其價格調控的效力，當然也就大大下降了。

　　當然，我們也看到，在本輪危機中，價、量的調控手段在一定情況下可以分離使用，但那是在非常極端情況下發生的事。美國這次搞“量寬”，同時保持利率水準在零上不變，那是因為，經濟中已經出現了信用危機。在現實中，發生了貨幣供應很多，但是不能夠有效轉變為信用的情況。換言之，貨幣、信用、金融等等我們慣常混淆使用的概念，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由於通過正常的市場機制，不能有效地使貨幣變成信用，貨幣當局只好實施量寬，即直接向市場放錢，籍此增加社會信用。

　　第三，關於宏觀調控目標

　　傳統上，宏觀調控有四大目標，即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從發展上看，這四大目標其實是逐漸提出並增加到政策清單中去的，而且，在實踐上，也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的宏觀當局平均使用力量去全面追求四大目標同時實現。在現實中，促進就業和反通脹是多數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在有些國家的有些時候，調控當局特別是貨幣當局甚至就只追求物價穩定，並就此形成“通貨膨脹目標制”。然而，這還是體現在面上的目標。如果深入貨幣當局的宏觀調控具體實踐過程，就會發現，有個潛在的目標很重要，那就是勞動生産率。我們注意到，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做決策，並不單獨關注物價、工資率等等的變化，通常，他會將這些變化與勞動生産率的變化相比較。如果勞動生産率的增長超過物價上漲，超過工資率上漲，那麼他就認定經濟沒有問題，貨幣政策便保持不變。我以為，這裡體現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即宏觀調控要密切結合實體經濟的狀況。在這裡，勞動生産率代表了實體經濟的一些變化，而貨幣利率、物價水準的變化則發生在虛擬經濟層面。如此，只要這些虛擬經濟變數的變化沒有對實體經濟的變化産生抑制，經濟自身就沒有大問題，宏觀政策就不必有大的動作。

　　第四，關於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機制

　　傳統上，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靠的是“貨幣幻覺”來發揮作用。其傳導過程是：調控當局在保密狀態下制定一項調控政策並在某一天突然向社會宣佈，而這項調控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於是，企業和居民的收入支出格局受到衝擊，他們的現金流狀況受到衝擊，人們因此強烈感覺到自己的經濟活動必須進行調整，如此，宏觀調控便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在理論和實踐上，貨幣幻覺這樣一種傳導機制很早就受到質疑，如今更不再被人提起。這種變化的理論原因，在於理性預期理論的産生。這種理論認為，企業和市場完全可以理性地預測到調控當局的各種政策及其可能産生的衝擊，從而預先行動，使得調控政策“失靈”。在實踐上，這種變化是由市場一體化深入發展，是由於經濟不斷資訊化導致的。如今，無論是貨幣市場還是資本市場，無論是債券市場還是信貸市場，無論是國內市場還是全球市場，所有市場都是密切關聯的，而且是平滑關聯的，任何一個市場中發生的變化都會即時地影響其他市場。尤其是，在網際網路經濟深入發展的情況下，資訊幾乎可以即時獲得並傳導，市場平滑、均勻性已經大大深化。在這種條件下，企業和市場所獲得的資訊不會少於宏觀調控當局，他們有關宏觀調控的手段、傳導、時機和目標等等的知識也與調控當局相倣，甚至超出。面對這種格局，宏觀調控的要義是“説實話”，以期獲得社會公眾的信任和配合。也就是説，宏觀調控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是兩個關鍵要素。例如目前，美國正在我們眼前上演透明度這齣戲。美聯儲早就宣佈要加息，並公佈了加息的理由，市場也早就根據這一預期進行了調整。到了開會議息之時，又可能有人舉出市場走勢的變化和若干指標來，説加息時機尚不成熟。如此等等，在近兩年的時間內，美國的調控當局同市場、同全球反反覆復在博弈。在這樣的格局下，等到哪天美聯儲真正宣佈加息了，其影響也沒有那麼劇烈，因為所有的政策影響都已經産生，所有的調整也均已進行完畢。美聯儲的例證告訴我們，在市場化一體化、均勻化，在市場資訊高度透明化的情況下，調控者和被調控者之間的關係是合作博弈，他們之間反覆“對話”，反覆“協商”，最終共同實現調控。作為調控者，其功能首先是要引導社會預期，將之引導到調控者的理想方向上來，在資訊化社會中，那就需要反覆磋商，因而政策必須是透明的，政策必須是可信賴的。還舉美聯儲的例子，每一次開過議息會後，聯儲都會公佈會議紀要和投票結果，明白地告訴市場，委員們有幾人支援加息，幾人反對，幾人棄權，支援的理由如何，反對的原因是什麼，等等，所有這些均記錄在案。總之，所有可能決定宏觀調控政策發生變化的因素、結果，以及所依據的根據都交給市場，透明度和可信度是相當高的。反觀我們這裡，宏觀調控似乎還是個保密工作，決策依據和決策過程等等，一律不對外公開。政策的調整也大都選擇週末宣佈、甚至“半夜雞叫”。更有甚者，某些調控政策還只是在一定時間內，一定範圍內“傳達”，不對外公開。對此我們可以發問，經濟活動是全體企業和居民都參加的活動，調控政策是希望對全體企業和居民都産生作用，為什麼不讓大家知道實情呢？如果大家不知道實情，又如何能“統一思想”並“認真貫徹”落實呢？我認為，已經到了網際網路時代，我們的宏觀調控決策機制也應與時俱進了。

　　第五，關於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是一個老故事，也就是説，在任何時期、任何條件下，兩者都要密切配合，這是因為，它們的操作對象都是貨幣資金，而且，在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存在著貨幣資金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應當説，對於這樣一個重要問題，近年來我們有所忽視，可以説，至少在宏觀調控的決策層面，這個問題並沒有被認真、系統地提出來。現在，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忽略兩者協調配合的狀況必須改變。

　　為了更好地塑造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有效配合的框架，我們首先必須分析經濟、財政和金融領域發生了哪些重要變化。

　　一個變化就是，現在我們整個的經濟活動都金融化了，或者類金融化了。這就是説，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中都滲透進了金融因素，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在用金融運作的機制在運作。財政活動的金融化現象也十分明顯。現在，一方面，財政支出越來越依靠發債來籌資，另一方面，日益增大的國庫資金也日益採取金融運作來進行管理。事實上，去年關於預演算法的爭論，焦點之一，就是財政、貨幣兩大當局在爭奪國庫現金的管理權。在國外，國庫現金管理早已形成制度，由於國庫現金大規模採用金融的辦法進行管理，很多國家的財政部事實上在發揮第二央行的功能。問題在於，無論我們是否認識到，鉅額的財政收支事實上都在發揮貨幣政策功能。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倘若我們對此不查，宏觀調控的很多問題就會陷入盲目。

　　反過來説，金融看起來似乎無所不能、無所不在，但是，所有的金融問題歸根結底又都是財政問題。這一點，在金融危機期間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關鍵在於，金融部門出的所有問題，最終都需要使用或依託國家信用來解決，要靠國家的資財來“吸收”金融系統的不良資産。即便像美國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國家，在危機深化到一定程度之時，也不得不採取國有化的辦法來解決問題。所謂金融系統的國有化，就是用財政政策來解決貨幣金融政策解決不了的問題。

　　我想，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問題，我們必須立即啟動研究。40餘年前，我國金融學界的泰斗中國人民大學黃達教授寫過一本《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的書，其中有一章叫做“犬牙交錯的結合部”，描述的就是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的貨幣資金關係。老實説，相比40年前，我們目前是倒退了。如今搞宏觀研究的，很少關注兩個部門的資金關係，也很少關注兩大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問題。當然，清醒的人還是有的。在危機之前，我國的主要任務還是反通脹，有一次在討論宏觀政策時，財政部有一位副部長説：近年來中央國庫現金日益增多，增加了央行基礎貨幣的供給，這意味著，財政政策無意間支援了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應當説，這一表述有著相當深刻的洞察力。遺憾的是，這些年來，我們像這樣具有洞察力的研究和政策是太少了。

　　最後，我呼應一下朱部長關於國際宏觀政策協調的論述。在全球化下，宏觀政策不再是一國的政策，任何國家的國內宏觀政策都有其外溢性，無非只是大小問題。毫無疑問，美國宏觀政策的外溢性最大，近來，中國宏觀政策外溢性也在逐步增大。這就使得宏觀調控政策的國際協調問題日益重要了。我認為，關於宏觀政策的國際協調問題，有五個變數必須關注。第一是利率，因為現在資本流動越來越自由，跨境套利現象越來越多，對國內政策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第二是匯率。毫無疑問，在全球化經濟中，匯率的重要性比過去提高了。我不主張實施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所主張的浮動匯率，我認為，有管理的浮動貨幣制度應當是比較適合像中國這種新興經濟體的匯率模式。這樣，確定怎樣的制度，如何進行管理，就是一個學問。第三個變數是資本流動。這幾年，我們已經深刻地感受到了國際資本流動的巨大影響，高達幾千億美元的資金跨境流入流出，其對國內經濟的影響不可能不大。今年，我們的出口和進口雙降，但是，由於進口下降更快，順差反而增大了。這種狀況就很棘手。如何管理好，是新形勢對我們提出的挑戰。第四個變數就是貨物與勞務的貿易。剛剛大家都説到，全球貿易增長率已經連續三年低於GDP增長率，而且，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增長率低於全球平均的增長率，等等，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資訊，它表明，我們正經歷著“逆全球化”進程。在這種情況下，怎麼制定我們的對外貿易政策，無疑也是新挑戰。第五個就是國際收支。這個問題非常複雜，我認為，主要應當關注國際收支的平衡機制，而要全面、準確研究國際收支的平衡機制，就必須將諸如資本項目開放等等問題納入我們宏觀經濟政策總框架之中加以研究。

　　[ 本文係作者根據會議講話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