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與預期目標相符，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形成之中，同時經濟運作態勢分化特徵較明顯。應對當前的風險挑戰，需要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實現穩增長、促改革、防風險的平衡。

　　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宏觀調控的著力點應適時適度地轉向擴大總需求特別是擴大內需，這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客觀需要，已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最重要的選擇。

　　總需求不足是當前宏觀經濟的主要矛盾

　　經濟增速放緩已經持續了3年多時間。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速為7%，財政收入同比增長6.6%，就業情況比較好，整個經濟運作仍處於可控範圍，但一些脆弱的行業和企業，如煤炭、鋼鐵、房地産和一部分中小企業的運營困難加大，顯露出經濟形勢嚴峻的一面。統計數據表明，需求不足已成為宏觀經濟的主要矛盾，經濟下行成為經濟運作的基本趨勢。擴大需求特別是擴大內需，已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最重要的選擇。

　　導致總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長期以來投資率不斷上升，最終消費率主要是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改革開放37年來，我國經濟增長機理髮生的一個最大變化，就是由供給約束為主轉變為需求約束為主。從1981年到2014年，我國投資率由32.9%一路攀升到46.1%，居民消費率則從53.4%一路下滑到37.7%，分別上升了13.2個百分點和下降了15.7個百分點，投資和消費處於嚴重失衡狀態，導致了目前的産能過剩，生産能力迅速擴張和廣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較為突出。解決當前經濟下行、增長乏力問題，實現穩增長目標，必須對症下藥，從擴大內需入手，破解需求不足難題。

　　當前，克服經濟下行壓力，僅靠正常情況下的需求拉動力是遠遠不夠的。需求總量中還應包括克服經濟下降慣性影響所需要的拉動力。轉方式、調結構需要通過增量的調節才能完成，包括開發新産品、更新設備，都需要增加投資。關鍵在於保持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的平衡。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宏觀調控的著力點應適時適度地轉向擴大總需求特別是擴大內需。這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功經驗，也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客觀需要。

　　穩增長亟待貨幣政策支援

　　實施擴大內需的戰略，要求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主要應當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

　　應當看到，當前企業的投資積極性不強。今年上半年，社會融資總規模增加8.81萬億元，比去年同期減少1.46萬億元；固定資産投資到位資金261507億元，同比僅增長6.3%。企業缺乏投資意願，銀行貸款用不出去。如果形成經濟下行慣性助推通貨緊縮，通貨緊縮加劇經濟下行的惡性迴圈，是十分危險的。因此，必須抓緊落實中央要求，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克服經濟下行慣性，使貨幣增速有一個大於正常情況下的增長速度。

　　判斷一個國家經濟的貨幣化率是否合理，關鍵應看貨幣供給量能否保持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大體平衡。只要不造成通脹或通縮，貨幣供應都應當視為合理。需要指出的是，由於我國資本市場發育程度低，企業融資主要依靠銀行貸款，經濟貨幣化率高一些是正常、合理的。發達國家股市市值總額一般相當於GDP的100%左右，而我國長期僅為40%左右。在判斷貨幣供給總量是否合理時，只看經濟的貨幣化率，不看經濟的證券化率，只能得出錯誤結論。相反，在人民幣逐漸國際化背景下，M2的總量已成為衡量國家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我國規模巨大的實體經濟是人民幣的強大支撐。

　　從國內外經驗來看，由於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任務尚未完成，經濟仍處於快速成長期，M2的增速保持在GDP增速的2倍左右是必要的，既能滿足經濟發展需要，又不會出現通貨膨脹。同時，發展方式轉變是一個歷史過程，不能一蹴而就、急於求成。寄望于通過人為製造緊縮的環境，對企業施加轉方式、調結構的壓力，只能適得其反、欲速不達。當前在貨幣政策上實施降息降準，適度擴大貨幣發行，是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的正確舉措。

　　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為了避免銀行貸款大量流入股市，製造資本泡沫，需要投資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引導。我國債務率偏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有較大空間。應擴大長期建設債券的發行規模，通過財政資金的貸款貼息、資本金補助、減稅等措施，引導銀行貸款投向，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國家發改委近期相繼推出11個重大工程包，主要包括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類建設項目，以特許經營權的方式，鼓勵社會資金投入。財政資金和銀行貸款應主要投向這些領域，以達到優化結構、改善民生、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目的。為防止企業挪用信貸資金炒股，應加強對資金流向的跟蹤監察，確保銀行資金流向實體經濟。過去曾實行過的點貸、窗口指導等成功經驗，現在依然有效。

　　推動城鄉一體化是實現穩增長的根本途徑

　　破解城鄉二元結構難題，儘快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關係到2020年能不能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關係到能不能順利跨越中等收入區間，也關係到未來十幾年能不能繼續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從國際上看，凡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即每人平均GDP達到1.2萬美元以上，都是在成功地解決了城鄉二元結構之後。也就是説，沒有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的大體拉平，想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水準，是非常困難的。

　　當前，我國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加快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時機已經成熟。一是許多城市都存在招工難，第二、第三産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為第一産業勞動力繼續向非農産業轉移提供歷史性機遇；二是農用工業具有充足的供給能力，可以滿足農業現代化的需要，農業集約化發展的收益可以吸引高素質的勞動力進入；三是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落後，適當給予新農村建設以政策支援，就能引發巨大的投資需求；四是2.8億農民工及其近2億家屬的市民化，既能圓4億人以上的全家團圓夢，又能拉動城市房地産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巨大需求。依託這四個條件，把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工市民化三件事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系統部署，下大力氣來抓，能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