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以來，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行軍”，財稅體制改革正按照中央部署堅定不移地向前推進。“營改增”、地方政府債務置換、PPP模式等改革和政策措施亮點頻頻，與此同時，由於經濟增速放緩，下行壓力加大，有關“大規模減稅”的聲音再次出現。針對這些熱點問題，中國經濟網記者採訪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

　　“營改增”不能“為改而改”

　　中國經濟網：目前、房地産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營改增”工作推進情況如何？有人認為今年全面“營改增”可能會延期？

　　劉尚希：應該説改革大的方向是明確的，只是在改革節奏上可能有所調整。“營改增”中剩餘行業的推進工作要根據條件，條件成熟了就往前推，條件不具備時也不能硬推。全面“營改增”這項工作不在於是否能按照預定時間完成，關鍵要看實際效果。

　　當前形勢下不能“為改而改”，要避免這種傾向。應當有一個機動靈活的調整機制，出現了新情況、新變化就要適當地調整改革的節奏。前段時間財政部樓繼偉部長説“適時”推進“營改增”，就是指在適應當前新的條件下，用新的節奏來推進“營改增”。

　　“營改增”工作越往後越複雜，剩下的不動産、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是非常複雜的，其“營改增”難度非常大。而且這些行業都與當前的“穩增長”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密切相關。這種情況下，怎麼推進需要考慮週全。

　　在方案設計上，考慮讓企業稅負不增不減，但這是一個宏觀概念，涉及具體企業，如建築業、生活服務業、金融企業可能産生的稅負變化是不一樣的，很難通過模擬的辦法精確預見到，所以這個方面要謹慎。

　　置換債可“一箭多雕”

　　中國經濟網：今年分三批將地方政府債務置換額度增至3.2萬億，有人擔憂這可能會造成一些負面影響，你怎麼看？

　　劉尚希：整體來説，置換債是用來解決當前地方面臨的流動性風險的。地方流動性風險不僅影響地方政府的財政，也會影響到地方的經濟，處理不好影響可能擴散，所以這種流動性風險必須及時化解。當前採取置換債的方式去化解地方政府的流動性風險，我認為是非常高明的。從眼前來看，其作用是“一箭多雕”：對地方政府來説，其流動性風險可以説基本解除了，其融資成本也降下來了，至少省下幾百億；對銀行來説，可能其眼前利益有點損失，但資産結構優化了，資産靈活性增強了，在一定意義上，把銀行的貸款置換為債券相當於資産證券化。從這些方面來講，實際上都是有利的。

　　有人擔心説，這些置換債會不會導致貨幣發行更多，這就要看具體的管理操作了。目前，央行完全可以在不同情況下設置不同條件來控制，在銀行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不存在導致貨幣政策進一步擴張的可能性，而且即使有擴張也是可控的。況且在當前形勢下，降準、降息也要適度擴大貨幣供應量，從這方面來講是不相衝突的。

　　但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就是道德風險的問題。所謂道德風險的問題，就是今年這麼做了，明年、後年怎麼辦？會否一年一年都這麼做？這會對地方政府的融資舉債行為産生相應的影響。需要把短期和長期結合起來，怎樣規劃地方政府的融資行為，形成一個有效的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制度，監控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我覺得這很重要。

　　從財政部來説，實際上也有中長期的考慮，主要考慮地方政府怎麼借、怎麼還、怎麼用、怎麼管“四位一體”，形成一個有效的管理制度，防控政府性債務風險。

　　PPP不是一場簡單的“戀愛”

　　中國經濟網：當前大力推廣PPP模式出現了“叫好不叫座”的現象，原因是什麼，該如何化解？

　　劉尚希：PPP實際上是一個精細活，也是一個高難度的事，很難説誰都可以幹。要有一個全面深入的認識，還要轉變一些觀念，理解PPP不僅解決融資的問題，還要解決怎麼合作的問題，就是政府與社會資本怎麼合作。有人比喻説PPP不是一個戀愛，不是簡單地舉行一場婚禮，還涉及到今後怎麼過日子。在這個項目的生命週期裏，要真正實現風險共擔、利益共用，對這些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全面深刻的認識，沒有一套有效的辦法，長期過日子恐怕會比較困難。

　　當然，不同行業的PPP項目也是不一樣的，涉及現金流多少問題、風險大小問題、利益共用模式問題，這些都需要探索。對於PPP，世界上很多國家尤其發達國家做了很多，而且有些比較成功，但在中國還是一個新生事物，需要加強探索。探索就需要時間，不應急於求成，而是要穩紮穩打，做一個成一個。

　　對政府來講，應當搭建平臺加強宣傳培訓，一方面讓政府搞明白，另一方面也要讓市場和社會資本明白。在當前條件下，還要加強制度建設，比如法律的問題。在依法治國背景下，PPP的風險管理和分歧問題都要依法辦事，法律制度就要相應完善。現在有些規章制度可能還存在一些問題，甚至是法律上的障礙，一下子修改法律又來不及，我覺得可以梳理一下哪些方面妨礙了PPP的發展，通過授權的辦法來解決。如果法律哪一方面確實産生了妨礙，影響了試點，那麼人大常委會就可以在這方面授權。我認為要形成一個有效的、快速的授權機制，這樣既能推進改革，同時又不違法。

　　“減稅”不能代替改革

　　中國經濟網：面對低於預期的經濟形勢，大規模減稅的呼聲又開始多了起來，你怎麼看？

　　劉尚希：現在的問題不是大規模減稅的問題，真正的稅負20%出頭，並不是很高，加重企業負擔的不在於稅，而是在其他方面。企業在投資、創業過程中有很多中間商，提高了創業成本和創業門檻。企業要交各種各樣的收費，贊助、攤派，各個地方的做法五花八門，有的還很隱蔽。這中間的利益分配秩序實際上是很亂的，涉及一系列制度和政府改革的問題，可能比相對規範的稅收負擔還要更重，更不確定，更不可預期。據媒體報道，上光伏電站，無論東西部，只要涉及到拿項目，都有中間人存在，即“光伏掮客”，10MW、20MW的項目，中間人收取的費用最初是100—200萬元，提高成本0.1—0.2元/瓦，現在達到0.6—0.7元/瓦。這種成本是體制環境造成的，減稅也對衝不了。

　　現在的問題是要改革，要真正轉變政府職能，轉移到加強有效的監管和服務上來，為企業、投資者、創業創新者真正提供一個有效的環境。要考慮環境的改善，而不僅僅是“放水養魚”，如果池塘裏有毒，即使放進去水，魚也會死掉。現在的主要問題不是池塘裏沒水的問題，而是池塘的生態環境不好。對企業來講，還沒有真正形成一個有利於創業創新的大環境。這要靠深化改革。儘管現在簡政放權改革力度很大，但整體看離預期還差很遠。而且像光伏項目需要“買路錢”的問題，恰恰説明即使一些權從上面放到下面，也並沒有實現政府職能從上到下的轉變。這些問題只有通過改革才能解決，而不是説簡單地減稅就可以化解的。

　　減稅還要考慮到財政的承受能力，還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現在剛性支出越來越多，是不是可以通過赤字的辦法來解決？當然搞赤字、搞債務還有一定空間，但赤字、債務上去很容易，下來就非常困難。一旦引發財政危機，恐怕就會導致經濟危機。要考慮到這個問題，不能以拉弗曲線來考慮所謂的減稅政策，拉弗曲線無非是説徵稅要適度，但什麼才是適度，什麼是不適度？不是説稅負越輕企業發展越好，從我國現有的情況來看，體制環境的改善比減稅更加重要，要先給魚兒生存的環境“消毒”，而不是忙著先放水。泛泛地地説改革與減稅並行，不分主次、先後，並無實質意義。

　　實際上，現在地方已經通過五花八門的方式去變相減稅了。地方招商引資時，土地收入給你一塊，有的工業用地甚至是零地價，還有的實行“先徵後返”，而且有些政策原來準備要清理的，現在地方可以繼續用。從這點來看，企業的實際稅負可能比我們名義上看到的要輕。不同的企業、不同的行業也不一樣，不能老從困難的角度去實行減稅政策，那樣結構調整就沒有希望。企業正是因為有困難有壓力才去轉型升級，稍微遇到一點困難就減稅了，就沒有壓力和動力去轉型升級，結構調整就會受阻。

　　我主張結構性減稅，而不是全面大規模減稅。結構性減稅是有必要的，有針對性地去減稅，而不是全面大規模減稅 。針對所有的企業減稅，一批本來要淘汰的企業又能活下來，可能眼前有利於穩增長，但對長遠來説，結構性問題可能會越來越嚴重。過去這方面的教訓十分深刻，應當吸取。

　　結構性減稅，一個是針對創新轉型、新業態、高新技術、企業研發，比如加速折舊、員工培訓費用可以更多計入稅前成本，這些政策已經有了，有的可以加大力度。再一個是針對小微企業，小微企業減稅的力度已經加大了，營業稅、增值稅的起徵點提高，所得稅減稅力度也加大了。對小微企業還應當加大減稅力度，因為它減稅成本小、效應大。所謂成本小，是因為小微企業在整個稅收中比重不大，對財政的影響不大。效應大指的是它涉及面廣，大量的小微企業都可以受益，等於降低大眾創業創新的門檻，具有杠桿效應。而對於大企業來説，減個幾百萬也沒什麼意義，也只是杯水車薪。針對那些産能嚴重過剩的企業，減稅也救活不了，必須調整。

　　全面減稅當然簡單了，而結構性減稅就複雜得多，全面減稅是一個偷懶的辦法。現在要搞清楚，是稅給企業帶來的負擔重，是體制環境帶來的成本高，還是非稅方面造成的成本高，不能只抓一點不及其餘。其他方面不去改革，減了稅可能又被其他類似于掮客的人刮去。減稅替代不了改革，改革應挺在前面，這個順序不能顛倒。把全面減稅視為改革，顯然是混淆了政策與改革的區別。(中國經濟網記者 馬常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