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低於預期的經濟形勢，全面減稅的呼聲又開始多起來了。不少觀點認為，當前的低增長是稅負太高造成的。關注稅收，評議稅收，擴大公共討論是一件好事。但這種判斷有可能誤導政策和改革。若果真如此，那事情就很簡單了，全面減稅即可。看似做了一件“好事”，但這很可能導致以減稅政策替代深化改革，甚至使結構調整功虧一簣。一旦以短期治標的政策替代長期治本的改革，經濟風險將不是縮小，將來的日子更不好過，甚至可能以一場嚴重的危機來收場。

　　應不應減稅是一回事，而稅負太高造成低增長必須減稅，則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一種價值判斷，可以通過公共選擇來決定；而後者則沒有選擇的餘地，必須這樣做。當前呼籲全面減稅的觀點，大多是基於後一種判斷。今年4月份，路透中文特邀專欄作家張濤發表了一篇題為《減稅！全面減稅！！》的文章。他觀察到今年一季度財政收入增長乏力，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解決兩難境地的辦法是全面減稅。支撐其邏輯的是“拉弗曲線”。這是在40年前美國總統裏根的經濟顧問阿瑟·拉弗提出的，認為稅收收入與稅率之間的關係不是固定的，當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稅收收入，但超過這一限度時，再提高稅率反而導致稅收收入減少。因為較高的稅率將抑制經濟增長，使稅基減小，稅收收入下降；反之，減稅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稅基，稅收收入增加。作者分析了1994年分稅制以來至今的20餘年的財稅數據，認為“拉弗曲線”在中國確實客觀存在，並得出結論：我們已經面臨“高稅率、低增長”的問題，目前的稅率已經處於“拉弗曲線”的右側，成為低增長的重要原因，故而提出要全面減稅。上個月，中金公司梁紅等發佈了題為《降低稅負不應缺席穩增長和調結構》的宏觀週報，該週報稱，企業部門稅負過高，不利於企業投資和創新。以三年前的2012年企業稅負相當於其含稅可支配收入的47.4%來支撐減稅的必要性，以政府擁有鉅額存款和大量國有資産這兩座“金山”來支撐減稅的可行性。近日，又看到一篇題為《減稅：中國經濟和股市的逃生之門》的文章，同樣也是依據拉弗曲線原理來進行論證分析。該文引用已有的研究數據，2012年中國宏觀稅負比重為35.33%，文章的分析顯示，中國政府稅收每上升1%，會導致中國GDP下降0.045%。這意味著當前宏觀稅率已在拉弗曲線的右側，抑制了經濟增長。所以，作者呼籲要開始大規模全面減稅。

　　上述三篇文章分析角度稍有差異，但其結論是一致的：按照拉弗曲線原理，稅率已經處於拉弗曲線右側，抑制了增長，必須全面減稅。如果説真是如此，那麼北歐國家更要全面減稅，因為北歐國家的宏觀平均稅率接近50%，不然，北歐的經濟就會停滯。而事實上並未出現。這説明，稅負高到什麼程度就會進入拉弗曲線的右側禁區，沒有標準，這取決於一個國家的發展階段、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也取決於一個國家老百姓對“福利—稅負”匹配組合的選擇。從我國的情況來看，也很難説拉弗曲線在我國能得到驗證。按照張濤的分析，1994—2000年期間，稅收年均增速為17%，(狹義的)宏觀稅負均值為11%，經濟增長卻不高，1999年只有7.6%；而2006—2010年期間，稅收年均增速為21%，(狹義的)宏觀稅負均值為17%，經濟高速增長，甚至出現過熱，2007年達到14.2%。為何宏觀稅負高了，經濟增長反而更快了？在這個期間，法定稅負並沒有提高，顯然，經濟高速增長是“因”，宏觀稅負提高是“果”。經濟下降了，再倒果為因來判斷，失去了邏輯上的一致性。用宏觀稅負來説事，在邏輯上是説不通的。因為宏觀稅負是一個事後的結果，既可能是法定稅率沒變，經濟增長帶動稅收高速增長，進而使宏觀稅負上升；也可能是提高了法定稅率，徵收了更多的稅所致。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到7%左右，稅收增長高於經濟增長的情形難以再現，(狹義的)宏觀稅負不但不會上升，反而會下降。拉弗曲線原理並不複雜，其實只是道出一個樸實的常識：取之有度。最優稅率是在0%—100%之間，至於具體是多少誰也沒有證明過。稅率為零，稅收也等於零；稅率100%，經濟活動停止，沒有稅源，稅收也等於零。拉弗當年為了説明減稅的必要性，急中生智在餐廳的一張餐巾紙畫了一條拋物線，只是一個示意圖，並未給出精確的結論。在這之後，他也沒有嚴格證明最優稅率是多少。事實上，也無法給出一個任何條件下都存在的最優稅率。以拉弗曲線來證明全面減稅是不足為憑的。

　　至於有人認為我國是“低福利—高稅負”組合，從而主張減稅，則是與拉弗曲線無關的另外一個問題。從穩增長來看，改革比全面減稅更重要。這些年來一直在實行結構性減稅，但效果不彰。究竟是減稅力度不夠，還是改革進展不理想所導致，究竟是減稅優先，還是改革優先，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尤其是在當前地方基層財政又在重現2005年以前的現象：工資不能及時兌現發放。在這種情況下，全面減稅可能首先觸發地方財政危機。

　　在當前經濟風險加大的嚴峻形勢下，希望發揮稅收的積極作用，從其出發點來看無疑是正確的。估計沒人反對通過結構性減稅來穩增長，但通過全面減稅是不是經濟增長的抑制就被解除了？還有，全面減稅會不會激活哪些本該淘汰的僵死企業？結構調整的過程會不會因此而中斷？稅收在節能減排環境保護方面的作用會不會因此而喪失？政府公共服務的能力會不會因此而降低？財政風險會不會因此而急劇擴大反過來威脅經濟的穩定？如此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在主張全面減稅時是不能不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