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把握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訪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黃守宏

　　在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紛繁複雜、國內發展新問題新挑戰持續顯現的情況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正從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經濟發展動力也都出現了階段性特徵。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如何正確認識新常態的科學內涵？如何把握新常態的宏觀政策取向？如何推動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準？《經濟日報》記者近日就此專訪了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黃守宏。

　　正確認識新常態的科學內涵

　　記者：經濟新常態的特徵之一是發展速度從高速轉向中高速。我們注意到，現在一些地方以淡化、弱化GDP為榮，個別地方甚至乾脆取消了GDP增長的預期指標。您認為，應該如何正確認識新常態的科學內涵？

　　黃守宏：在這一問題上，要防止片面化、絕對化、極端化。作為全面反映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國民經濟發展總體狀況和態勢的綜合衡量指數，國內生産總值(GDP)這一指標確實有諸多缺陷，比如，不能完全反映經濟增長的社會成本、自然資源的利用以及環境的破壞和污染、經濟增長品質等問題。針對這些缺陷，近些年來國際有關機構、很多國家一直在進行研究，雖然也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到目前還沒有找到一個更具先進性、可行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的綜合指標。GDP仍被世界組織和各國官方普遍認可、廣泛採用。我們過去存在著GDP崇拜，用它來代表一切，使其承受不可承受之重，才導致了一些不良後果。所以問題不是出在GDP指標本身，而在於人們沒有正確地使用它。中央強調不能簡單以GDP論英雄，是為了糾正過去的偏向，但不意味著不要GDP指標。在當前國際經濟環境複雜、國內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如果大家都不關心GDP指標，對經濟發展總體狀況和態勢心中無數，那就會出大的問題。從具體工作層面看，財政收支盤子和貨幣信貸規模都是以GDP為基礎確定的，不要這個指標，宏觀調控就缺乏基本依據。因此，在新常態下，正確的態度應是，在世界上沒有普遍採用其他替代指標之前，在中央沒有統一部署之前，要繼續堅持把GDP作為政府工作重要的預期性綜合經濟指標，並配合以就業、物價、進出口、收入分配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指標，以更全面、更科學地衡量發展態勢和成果，併為出臺相關政策措施奠定基礎。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大趨勢。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後，增長速度正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品質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這就説明，新常態指明的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和新特徵，而非現實的結果。從現在的“轉向”到最終的“實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一個過程，其間會遇到風險、經歷陣痛，對此我們必須有憂患意識和充分的應對準備；它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達到的，需要我們努力爭取、積極作為。

　　新常態是一個發展轉型階段，要正確認識“新”與“舊”的關係。新常態下需要有新思路、新辦法，但不能否定那些仍行之有效的經驗和做法，簡單地另起爐灶、推倒重來；新常態下需要培育新動力、新優勢，但要看到其發展壯大並成為主導因素需要時日，“舊”力量與原有優勢相當時間內仍將發揮作用，必須加以利用，使之與新動力、新優勢雙輪驅動，否則經濟發展就可能出現斷崖式下降；新常態需要有新政策、新舉措，但要在保持基本政策和重大舉措連續性、穩定性的基礎上進行，適時適度地調整完善，不能來個180度大轉彎。

　　總之，在新常態下要堅持“揚棄”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通過改革創新，重構我國經濟發展新模式，推動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

　　新常態下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

　　記者：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態勢，總有聲音在喊要“刺激”。在經濟新常態下，如何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

　　黃守宏：在新常態下，經濟發展面臨著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三大課題，宏觀經濟政策要服從服務於這三大課題，按照“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要求，在保持連續性穩定性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創新和完善。

　　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打破了傳統思維慣性和路徑依賴，在宏觀調控方式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重大創新。繼2013年實施“區間調控”後，2014年又推出“定向調控”，包括定向降準、結構性減稅等。這就初步形成了市場化的、總量性的區間調控與結構性的定向調控相結合的宏觀調控體系基本框架。即通過總量性調控，使經濟在合理區間“箱體運作”，避免大起大落；通過結構性調控，或“定向寬鬆”或“定向收緊”，有扶有控、有保有壓，促進産業轉型升級；通過二者的有機結合，形成協同調控、系統調控格局，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的平衡和協調，在經濟穩定增長中優化結構，在結構優化、品質提升基礎上實現更持久、更高效的增長。在宏觀調控過程中，要注重預調、微調和精準調控，瞄準經濟運作中的突出問題，區別情況、分類施策，確定調控“靶點”，對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精準發力；同時，注重預期調控，增加透明度，使市場主體的行為符合政府調控方向。

　　在新常態下，以刺激有效需求為導向的需求管理仍將發揮重要作用，但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為核心的供給管理重要性日益凸顯。通過供給管理而實現的經濟增長更具有持續性、品質更高。加強供給管理，關鍵在於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創新供給管理方式和手段。要加快破除制約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制度性障礙，促進平等競爭，激發微觀主體能動性，提高供給效率和彈性，以微觀活力支撐宏觀穩定，以供給創新帶動需求擴大，以結構調整促進總量平衡，實現以比較充分就業和提高勞動生産率、投資回報率、資源配置效率為支撐的可持續發展。

　　綜合施策推動“雙中高”

　　記者：一季度經濟數據陸續發佈，增速繼續放緩。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實現經濟中高速增長與邁向中高端水準“雙中高”目標？

　　黃守宏：準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我們完全有條件、有可能實現經濟中高速增長與邁向中高端水準“雙中高”目標。“雙中高”是新常態下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兩個側面，二者內在聯繫、相輔相成。我們要綜合施策、協同推進。

　　一要依靠擴大內需推動“雙中高”。在世界經濟可能長期放緩的形勢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貿易國，我們要實現“雙中高”，最大的潛力在內需。通過挖掘內需潛力，既能促進增長，也能推進結構調整。

　　二要依靠産業結構優化升級推動“雙中高”。針對目前産業結構中存在的農業基礎薄弱、製造業大而不強、服務業比重偏低的問題，要著力加強第一産業、推進農業現代化，積極調整和提高第二産業、加快從“製造大國”走向“製造強國”，大力發展第三産業、形成服務業主導格局，從而實現産業結構的合理化和現代化，推動我國産業由全球價值鏈中低端向中高端躍升。

　　三要依靠綠色、迴圈、低碳發展推動“雙中高”。能源資源供需矛盾是我國經濟發展的軟肋。推進綠色發展、迴圈發展、低碳發展，可以從多方面促進實現“雙中高”。比如，要降低能源資源消耗強度、減少污染物排放，促進廢棄物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可催生培育一批産業。又如，治理環境污染，可以産生大量的投資需求。這些既可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又可以推動産業升級發展，一舉多得。

　　四要依靠發展開放型經濟推動“雙中高”。在新常態下，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對於實現“雙中高”具有重要意義。要發展我國對外貿易，特別是要擴大出口，那就得按國際品質標準、發達國家品質標準來生産，就得降低成本、提高效益，這不僅有利於拉動經濟增長，也有利於提升我國産業整體水準。擴大對外投資，就要與技術先進、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在同一層面進行競爭，這就倒逼我國企業提高素質和競爭力，進而通過傳導帶動國內發展。同時，開放與改革相互促進，擴大開放可以倒逼深層次改革。我們要實施新一輪高水準對外開放，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