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今天上午，國家統計局將公佈今年3季度國內生産總值GDP等重要經濟數據，從已經公佈的今年各季度國內生産總值的數值來看，可以用一個成語來形容，那就是“七上八下”，總在7%以上，但在8%以下，估計這次也不例外。綜合多家機構預測，三季度我國國內生産總值同比增速將低於二季度的7.5%，但不會回落到7%以下。

　　從前幾年的“八、九不離十”再到現在的“七上八下”。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昨天説，經濟的超高速增長是“非常態”的，是不能持久的，這是一個規律。如今的“新常態”就是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能為了速度而速度。過快的經濟增速會帶來五個方面的弊端，除了資源消耗過快、環境受到影響、生態惡化、産能過剩以外，最重要的是，錯過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期，這會導致嚴重的後遺症。

　　厲以寧説，儘管增長率看不出大的變化，但總量在逐年增加。實際的GDP比公佈的要多，這個大家心裏要有數，不要怕下降，要有信心。正象一個學生從50分考到60分，再到70分，分數提高比較容易，但考到80分以上再想提高，就難了，要想考滿分，那更是難上加難，一不小心考不好還會退步。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基礎高了，今後要繼續發展必須擠掉水分，步入重“質”時代。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步入重“質”時代。經濟增長已經從注意量的擴張變為更重視品質了，從投資擴張轉向了消費驅動，比如説如果多建一個大鋼廠，GDP可能搞上去了，但會帶來産能過剩的問題。但如果就業率提升了，大家有了錢，買手機、買衣服消費，既能推動經濟繼續攀升、同時又避免了産能過剩。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説，重“質”時代的經濟發展，保證就業率是關鍵因素。

　　魯政委：從這一輪危機之後的情況來看，“新常態”這個詞最早是美國的太平洋資産管理公司首先使用，主要是説美國的經濟未來會進入一個相對危機時期速度更低的增長階段。然後大家發現這種情況好像不僅僅美國會有，而且全球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經濟增速也會相對過去有一個明顯下降。在這樣一個下降的背後，我們首先更應該關注的是就業，所以李克強總理一直講説，我們此前關注增長，其實更為主要的是關注就業的問題。在今年天津的達沃斯論壇上，李克強總理説現在的就業數據已經基本完成了全年的目標，這就意味著在就業已經基本完成目標的情況下，即便經濟增速低一些，其實也不是一個問題。

　　新常態下經濟要持續增長需要調結構，魯政委説，調結構應該讓市場決定最優的結構。繼續用改革和開放來推動市場進行自我調整。

　　魯政委：調結構，到底什麼才是一個合適的結構，其實沒有人知道，所以調結構不是一個“一腳攻門”的過程，而是一個持續動態的過程。我們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已經很清楚了，就是四個字：改革和開放。

　　改革最主要的就是讓政府回到政府該做的事，從正面清單變成負面清單，讓市場去尋找新的發展機會。開放讓我們看到技術的前沿，所以現在中國發展最快的領域其實都是和國際市場互動最密切的領域。比如説在現在整體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有一定領域其實相當紅火，比如説智慧手機。大家開玩笑説，除了美國的蘋果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幾乎現在都應該是中國的手機生産商，這就是因為我們密切地在和國際市場緊密互動。

　　一輛汽車跑得飛快自然感覺很好，但要爬坡時就要換檔減速，才能獲得更大抓力，速度雖然慢了，但能越上更高的山峰。我國經濟達到一定規模進入新常態發展期，如何獲得新的驅動力？

　　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表示，由於種種因素的影響，中國實際GDP比公佈的數據要高。

　　經濟之聲：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認為，我國實際GDP比公佈的要高，我們該怎麼理解？

　　孫立堅：對。因為中國是二元的結構，而且我們的市場經濟也沒有完全到位，所以很多民營經濟的部分、灰色經濟的部分今天並沒有計入到我們GDP的統計範疇當中。再加上我們地方一些政府企業的發展，一些民營企業在稅負的壓力下，他們也想通過壓縮自己的産值來規避掉一些稅負的負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現在這樣一個農業工業的二元結構和我們民營經濟的比重較大，以及我們稅收改革機制沒有到位，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我們今天GDP的真實價值。

　　經濟之聲：厲以寧説，儘管增長率看不出大的變化，但經濟總量在逐年增加。在新常態下，經濟繼續發展要增加哪些新的驅動力，是第三産業要增加，還是産業要升級？

　　孫立堅：實際上中國在2008年之前，我們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於成本這樣一個天生的優勢，首先是依靠我們的人口紅利，便宜的勞動力。第二是依靠全球旺盛的需求市場，我們的出口動力。第三是我們國家在資源市場給予了各種價格的補貼，所以也給我們企業的競爭力帶來很好的競爭優勢。第四，我們的政府指明瞭一個投資的方向，由政府提供很多産業政策、銀行信貸的高度配合。這四大動力目前都在減弱。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要從今天“民工荒”的狀態，變成怎麼樣吸收大學生人才，讓海歸人才回歸本土創業，挖掘這樣一些人才紅利。第二是我們中資的企業能不能跨越今天出口的壁壘，能夠在全球海外投資，推動企業“走出去”的戰略，釋放我們經濟增長新動力。第三是我們今天要重視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機制，只有通過公平競爭，優勝劣汰，讓末位者淘汰出局，把所佔有的資源釋放出來，這樣的話，我們資源成本的優勢才可以讓我們有競爭能力的企業獲取較長髮展的動力。最後一個就是制度紅利，政府要不越位、不錯位、重視民生，釋放消費的潛力，為我們的企業化解産能，提供很好的市場環境。不越位，也就是説我們的政府不能光做投資的主體，而應該為市場更好的服務。不錯位，就是政府應該把監管作為一個政府職能的重要角色，而不是把管制整合作為自己推動市場的力量。政府如果轉變好職能的話，將通過這樣一個開放的環境來提升我們競爭的機制，讓好的企業在競爭中勝出，而不是通過政府資源的關係來維持GDP的增長。未來GDP的增長將會通過四大新的紅利，來提升中國經濟未來的活力和在國際市場當中的競爭力。

　　經濟之聲：對於“錢荒”，厲以寧認為，中國正處在雙重轉型階段，發展轉型與體制轉型並存。在這一過程中，特別是農村對貨幣需要量很大。根源還在於大量的國家投資。如何看待新常態下的經濟難點，找到新的解決之路？

　　孫立堅：市場是獨立的，如果説我們今天要解決“錢荒”的問題，簡單的通過貨幣政策投放貨幣的話，如果沒有一個項目收益的話，即使資金進入到實體經濟裏面，也會流出實體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