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8月13日報道澳大利亞東亞論壇網站8月11日刊登國立澳大利亞大學克勞福德公共政策學院東亞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盧克·赫斯特的署名文章。

　　文章稱，隨著《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進入新一輪談判，秘密磋商的一些細節開始浮出水面。對澳大利亞來説，一個令人擔憂的細節是關於對外國國有企業進行懲罰的一則條款。該條款規定，外國國有企業在投資TPP成員經濟體時如果獲得優惠貸款就要面臨懲罰。

　　這些條款目的是確保“競爭的公平性”。該條款旨在阻止國有企業憑藉自己與國家的關係，在和私營企業競爭時獲得優勢。

　　但為什麼不歡迎帶有補貼的外國資本？

　　文章稱，TPP談判代表有兩個重要原因要堅持“競爭的公平性”：首先，廉價的國有資本理論上可以削弱其他競爭對手在商業條款下爭奪投資機會的能力。其次，國有企業似乎更有可能放縱自己進行非理性的戰略投資行為，譬如説代表國家阻礙戰略資源的供應。

　　在管理來自國有企業的投資時，競爭的公平性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但也可以這樣理解，12個TPP簽署國是在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投資者進行競爭。通過對獲得優惠貸款的外國國有企業施加懲罰，盲目增加外國國有企業資本的準入壁壘對不簽署TPP的國家來説是一記任意球。

　　2009年中鋁投資力拓遭遇慘敗的陰暗日子裏，是否歡迎來自國有企業的國際資本流入的問題已經赤裸裸地呈現在人們面前。澳大利亞政客——受到國內民眾擔憂的影響，並在精心佈置的“競爭對手”公關運動的支援下——似乎急於接受中國威脅論，迅速捲起紅地毯，向國有企業投資者關上大門。

　　關於最新的外國投資指導方針，一份被洩露的美國使館電報援引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核委員會一名官員的話説：“新指導方針減少了潛在投資者的不確定性，但對較大規模的中國投資設置了新的不利因素。新規定的出臺主要是因為人們對中國在戰略資源部門的投資日益感到擔憂。”

　　外國投資審核委員會管理層討論的這些“新不利因素”似乎來勢洶洶。2002年到2009年期間，中國對鐵礦石的9項重大投資只有一項是在澳大利亞境外。而從2009年到2012年，21項交易中有10項是中國和澳大利亞之外的其他國家達成的。在中國從澳大利亞紅土撤退的過程中，雖然其他因素也發揮了一定作用，譬如説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亞的鐵礦項目出現虧損和在皮爾巴拉(澳大利亞的大部分鐵礦石在那裏開採)做生意的成本上升等，但澳大利亞方面的特定改革無疑也增加了加拿大、秘魯、巴西、俄羅斯和幾內亞等澳大利亞鐵礦石競爭對手的機會。

　　更廣泛地説，對中國的鐵礦石——對澳大利亞來説，它仍然是最具利益的商品——投資進行調查可以提供一些有價值的資訊，讓我們了解公平競爭在實踐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報道稱，首先，中國的國有企業確實影響到競爭的公平性。來自中國國有金融機構的貸款為國有企業提供了優惠性準入，其利率通常比商業機構提供的貸款要低。

　　但問題是這種對競爭公平性産生影響的做法是否真的損害了市場。來自鐵礦石行業的證據表明，它並沒有損害市場。優惠貸款也是獲得國家相關貸款的其他投資者的一個發展特徵，譬如説日本和南韓，以及中國。

　　從2002年到2012年，中國在全球的30項鐵礦石投資中有25項是國有企業進行的投資。在上述30項投資中，有礦産作業資格的公司進行了其中21項投資。只有一項投資是由專門的鐵礦石生産商進行的。

　　但對於中國境外的鐵礦石投資者來説，這些中國鐵礦石投資者使得它們的合作機會不減反增。中國國有企業常常收購少數股份，與專業的境外鐵礦石公司進行合作。合資和收購少數股份在中國的鐵礦石投資中佔據主導地位(在30項投資中佔到22項)。

　　報道稱，因此，雖然中國的國有企業投資可能會影響到關於公平競爭的觀念，但在鐵礦石的案例中，它似乎並沒有削弱競爭對手在商業條款下爭奪投資機會的能力。事實上，中國的國有企業投資給非中國的鐵礦石投資商增加了獲得合作的機會。

　　同樣的，批評人士也對中國鐵礦石採購者鎖定供應的可能性表示擔憂。通過“鎖定”戰略資源，得到國家支援的企業能夠從戰略上拒絕將資源給予外國鋼鐵生産商，譬如説日本和南韓的鋼鐵生産商。

　　報道稱，但對50個中國鐵礦石採購協議樣本進行的最新研究顯示，中國的鐵礦石採購計劃擴大了具有競爭力的全球供應基地，而非鎖定資源。只有63.8%來自中國項目的鐵礦石産量通過中國買家的長期合同被保留下來。這增加了亞洲市場上其他買家獲得鐵礦石的機會。

　　雖然中國國有企業的鐵礦石投資經驗不一定能夠完全移植到農業或其他戰略産業上，但它表明像“公平競爭”之類的含糊口號不會讓澳大利亞變得更具競爭力。隨著TPP談判開始最後的衝刺，在與國有企業打交道方面，澳大利亞需要與複雜的現實達成妥協，否則它只能坐在場邊，眼睜睜地看著其他競爭對手繁榮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