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經濟問題是核心命題之一，故我們稱之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這個治理體系是二戰以後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通過若干國際組織、跨政府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跨國公司的積極參與，通過訂立相應的“硬道理”與“軟規則”，指引、引導和約束政府和企業行為。這些國際組織和跨政府組織包括聯合國及旗下相關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西方七國集團(G7)、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20世紀90年代以來，APEC、WTO、10+1、10+3、東亞自由貿易區、20國集團(G20)、TPP、上海合作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迅速發展起來。在林林總總的國際組織和跨政府組織中，有的就是經濟性國際組織，有的直接或者間接地與世界經濟相關。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最初的經濟議題相對抽象，可歸類為“南北問題”(貧富問題)和“東西問題”(體制問題)。隨著全球化的快速和縱深發展，一些傳統上由政府主導的權力開始向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NGO)和跨國公司轉移、讓渡和擴散，全球經濟議題越來越專門化、多元化、區域化。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對中國這一開放經濟體産生了深刻的影響。例如，中國在加入“世貿”之前，美國對所謂的“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採取一年一審的做法，西方各國亦唯美國馬首是瞻，導致中國的貿易與投資框架極不穩定，海外資本既不敢在中國進行重大投資，也無法與中國企業簽訂長期的貿易協定，2001年中國“入世”後情況才有了很大改進。不僅如此，作為最活躍的新興經濟體之一，中國開放經濟體、中國元素和中國思維方式(Chinese Way)對這些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正在産生或者已經産生了積極的影響，例如人民幣成為SDR貨幣。

　　2、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角色變遷

　　解釋和解讀中國近40年開放經濟體的發展歷程，中國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關係變遷是一個獨特的分析視角。這種解釋和解讀不能僅作“純文本”分析，不能離開具體的歷史脈絡和國際秩序，更不能僅做“特殊性”分析而回避“普適性”。

　　改革開放前，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是編外國家，對全球經濟治理的認識也較為“冷淡”。例如，跨國公司是全球經濟體系中最活躍的主體之一，但當時中國對它的基本態度，是認為跨國公司通過採用不公平貿易來掠奪全球資源，因此應該對跨國公司有所限制。事實上，跨國公司的規模越來越大，實力越來越強，被認為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催化劑、同盟軍”。

　　自20世紀80年代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和國內企業走向國際市場以來，中國開始有選擇、有條件地接受既有的國際規制和秩序，行為和態度也發生了重大改變，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接受者兼學習者。當時還出現了一種現象：當遇到麻煩問題和挑戰時，常會把西方的理解和解決方案直接置於中國情景和問題之上，我們稱之為“西方打分”效應。“西方打分”效應看起來是一種技術層面上的行為，是市場行為，其實隱含了西方文化的輸出，包括價值觀、規則和行為標準等。長此以往，“西方打分”效應會限定和固化中國認知問題的思路，從而可能引申出簡單化的結論。産生“西方打分”效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西方影響和中國不自信是兩個基本原因。

　　首先，“西方打分”效應源於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話語權。這裡，我們有必要重溫美國著名的中國學專家費正清先生對中國的認識。他認為，越是受歐美影響較強的區域，中國特色就越弱，相應地，受歐美影響較弱的區域，就表現出較為濃厚的中國特徵，西方元素甚至完全不見蹤跡，中國與西方之間存在一種此消彼長的現象。因此，他假設存在兩個整體：作為整體的、穩定的中國和傳統，以及作為整體的、形成衝擊合力的現代西方，並基於這個假設提出了“衝擊—回應”學説，認為促使中國發生變化的，是19世紀以來西方的衝擊，而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發生的一切變化都是對西方衝擊的回應。這是一個十分宏觀的解釋體系，但如此概括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必然存在很多漏洞：中國特徵和傳統是否就穩定到了無法出現自身的裂變？中國變革是否必須來源於西方衝擊？回答是否定的。

　　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經濟進入“平庸”和“新平庸”(2008年以後)狀態，而中國經濟卻保持了中高速增長，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錯配”現象，這在客觀上放大了中國經濟的國際影響力。

　　比如，中國製造與世界製造“接軌”和“並行”取得了顯著進展。同為“製造”，二者之間的戰略相關性和互補性已具備了升級的條件，以高鐵、核電和水電等為代表的中國製造的國際競爭力正在成為世界製造的新聚焦點。在高科技領域、農業領域、貨幣金融等領域，中國已經有了自己的獨特探索。伴隨著中國製造走出去，中國資本走出去也開始提速。中國政府提出新一輪高水準開放之時，正是中國從投資凈輸入國轉向投資凈輸出國之際。根據商務部發佈的數據，2014年中國共實現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1160億美元，同比增長15.5%，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資再投資，2014年中國的對外投資規模應該在1400億美元左右。這個數據高於中國利用外資的200億美元，就是説2014年我國的實際對外投資已經超過利用外資的規模了，中國已成為資本凈輸出國，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是一種有影響力的“新常態”。

　　3、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戰略定位

　　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了新常態階段後，一定會遭遇戰略瓶頸。從對手的視角看，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戰略定位不僅僅是一個“局”、一對矛盾，更是一種生態。中國要持更大的“大局觀”，就是既要解決矛盾，也要保護生態。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中國在過去的30年中積極探索，使得“中國故事”能夠寫成，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事情。但這不是前行的“資本”，而是前行的資格和自信。我們的定位仍應是學習者和參與者，不能認為自己已經站在了舞臺的中央，已經是一個領導者。政府要把“中國企業”和“中國品牌”推到舞台中央，要圍繞企業發展和品牌建設來參與和重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中國企業的競爭力，是評判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的主導標準和主導邏輯。縱觀過去幾十年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發展歷程，政府和企業需要走出兩個誤區：一是自主創新誤區。自主創新的本意很好，但是有些人把自主創新變成了自己創新，把開門創新變成了關門創新，把創新變成僅僅是實驗室發明，而不是進入市場。自主創新不是實驗室發明，而是一個商業概念，能不能在市場上推廣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實驗室搞出來的東西離創新還有很大的距離。二是自主品牌誤區。一個企業創造自主品牌有多種途徑，有的是自己獨創，叫自創品牌；也有的去收購，像吉利收購沃爾沃，是收購品牌。但我們在宣傳中，把自主品牌的道路局限在自創品牌，而不鼓勵那種跨國收購，不鼓勵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成長。另外，不少人把“中國企業的自主品牌”變成了“中國自主品牌”，去掉了企業的概念，這樣的一些錯誤都是偏離了全球價值鏈發展方向的。中國企業要實現國際化成長，提升競爭力，就一定要融入或者嵌入全球産業分工所形成的全球價值鏈當中去。沒有這個過程，企業的競爭力就不可能有提升，也不可能參與到全球産業分工之中。

　　(范黎波 史潔慧 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