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講述自己的中歐故事：和中歐一同成長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終身榮譽教授吳敬璉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二十五週年校慶啟動儀式今日舉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終身榮譽教授吳敬璉出席啟動儀式並動情地講述了《我的中歐故事》。

　　總結自己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故事，吳敬璉用“和中歐一同成長”來形容。1984年，吳敬璉從耶魯大學遊學歸來，就在中歐的前身做專題講課，開啟了與中歐獨特的緣分。

　　中國商業教育只是去傳播西方國家、發達國家企業管理的知識，顯然是不夠的。他表示，中歐在上海建立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更加突出了。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決定後，企業的改革等各方面的改革展開，中歐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密切地結合中國的實際，後來就形成了兩大使命，叫做“中國深度、全球廣度”。

　　他回憶道，當時自己也受命在中歐開一門必修課叫“中國經濟”，就需要對中國整個改革過程、改革的主要問題研究有充足的準備，教學的過程中教學相長，自己也得到了提升，對企業性質和任務的看法有了新的改變和提高。他表示，現在仍然可以在書店裏買到多次重版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一書，這本書就是在其中歐授課講義的基礎上寫出來的，當時的講義每一年都要做修改。

　　結尾時，他表示，“我現在雖然精力不太多，但是我還是願意跟隨著中歐的同仁、同學一塊，繼續前進、繼續提高。”

　　以下為文字實錄：

　　諸位朋友，我想跟諸位講講我的中歐故事，我的中歐故事歸結起來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和中歐一同成長”。我1984年從耶魯大學遊學歸來，就在我們中歐的前身——中歐管理中心CEMI(China-EC Management Institute)就是做一些專題的講課，後來也參加了CEMI的學術委員會的工作，不過當時CEMI的任務比較簡單，就是實行拿來主義，去傳播、傳輸西方企業的管理知識。

　　1978年，國務院一些訪問外國的代表團，講了日本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企業的業績，給了人們深刻的印象。不過大體上説來，當時對於外國發達國家的企業的感知，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看熱鬧多，門道知道的不多。”所以CEMI在那個時候執行了這個任務是非常有必要的，對我個人有很大的影響。我過去對發達國家企業的運轉沒有很多知識，在1988年左右有個叫四通集團的企業，它當時是一個鄉鎮企業改製成為一個現代企業，委託我們做一個課題研究。當時就有點抓瞎了，因為對於現代企業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結構，什麼樣的運作機制沒有什麼知識。那麼就趕緊學習，當時CEMI的外國教授的講課是我很重要的知識來源，所以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大體上摸到了一點現代企業運作的門道，因此能夠做出回答。

　　但是只是去傳播西方國家、發達國家的企業管理知識顯然是不夠的，到了我們中歐在上海建立的時候，這個問題就顯得更加突出了。因為1994年的前一年正好是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改革的決定，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機制。以後進行的各方面的改革，包括企業的改革，這時候面臨著許許多多的現實問題。所以我們中歐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就需要密切地結合中國的實際，後來就形成了我們兩大使命，叫做“中國深度、全球廣度”。

　　這個時候我自己也受命在在中歐開一門必修課叫“中國經濟”，我為了準備這一堂課，就需要對中國整個改革的過程，改革的主要問題進行研究，教學相長，現在仍然可以在書店裏買到多次重版的叫《當代中國經濟改革》，這本書就是我在中歐講課的時候不斷修改，每一年都要做修改，在講義的基礎上寫出來的。

　　另外對於企業制度改革，對於資本市場的運營等等問題，在教學工作中都使我得到了很多的提高。從同事、從同學那裏得到了很多思想的啟發，尤其是在企業改革和資本市場的運營上，我想在中歐這一段工作裏面，我自己在學術上有很大的提高。到了二十一世紀，隨著改革深入，我們遇到的、面臨的問題比起二十世紀越發複雜，需要我們的企業、我們的經濟工作者、我們的教授、經濟研究者來做出回答。所以我們在中歐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中有了很多的討論，其中有一個問題就是企業怎麼履行它的社會責任的問題。中歐從來就比較重視人的培養、企業家行為的培養，所以我們在1995年MBA開班的時間就設立了一門關於商業倫理的必修課。在改革進行的過程中，我們越來越認識到企業不單要履行企業上的責任，不管是董事會還是股東，不但要為股東爭取更大的盈利，而且要完成自己的社會責任，和第一部門的政府、第三部門的民間組織一起來解決日益紛繁複雜的各種社會問題。

　　於是，中歐後來又加了兩大使命，我們的任務不但是培養具有中國深度、全球廣度的商業領袖，而且這些商業領袖要有很高的社會責任感。

　　就我自己來説，我對於企業的性質和任務的看法有了新的改變，或者有新的提高。在八十年代那個時候，研究的企業理論主要是針對在八十年代以前，在西方國家流行的和中國改革中出現的一個偏差，就是內部人控制。於是就強調了公司對於股東的責任，對於為股東創造最大利潤的責任。當然，90年代末期，我們的理論界已經出現這樣的問題。

　　去年開始，有一部分學者提出，公司不但要對領導者負責，同時對其他的利益相關者如員工、社區乃至整個社會負責任。於是對於公司治理的整套的理論就要做某些修整和提高。在這方面，我自己也是跟隨著中歐進步和提高，在修改和提升我自己關於企業的理論。所以總而言之，我現在雖然精力不太多，但是我還是願意跟隨著中歐的同仁、同學一塊，繼續前進、繼續提高，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