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新常態”：我們注重處理好經濟社會發展各類問題，既防範增長速度滑出底線，又理性對待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既強調改善民生工作，又實事求是調整一些過度承諾；既高度關注産能過剩、地方債務、房地産市場、影子銀行、群體性事件等風險點，又採取有效措施化解區域性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局部性問題演變成全局性風險。

　　此後，習總書記在多次講話中闡述了“新常態”的內涵。2014年5月10日，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的講話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2014年7月29日，習總書記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共中央決策部署上來，正確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進一步增強信心，適應新常態，共同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2014年11月9日，習總書記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的演講上指出，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産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佔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常態”重大戰略判斷：深刻揭示了中國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新變化、準確研判了中國未來一段時期的宏觀經濟形勢、充分展現了黨中央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決策定力

　　習近平總書記為什麼提出這一重大戰略判斷？我們認為：這主要是基於當前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的正確分析和準確研判。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

　　2010我國GDP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還不是經濟強國。按照IMF于2014年10月份最新公佈的《世界經濟展望》稱：按照購買力平價進行核算，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2014年我國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超過7000美元，位於“上中等收入”經濟體，但收入分配問題很多。根據世界銀行2008年最新的劃分標準，我國屬於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3856-11905美元之間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同時意味著我國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風險。截至 2014 年，拉美地區國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滯留時間為40年，其中智利43年，烏拉圭41年、墨西哥40年，巴西39年，哥倫比亞35年，阿根廷更是長達52年。

　　國際經驗表明，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步的發展階段時，往往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容易忽視技術進步、結構優化，以致出現經濟與社會、城鄉、地區、收入分配等結構失衡。伴隨著問題的累積，容易出現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嚴重下滑。為避免這樣的情況，就要需要準確研判新階段的特徵，重新定位，實現轉型升級。

　　“三期疊加”的特殊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常態”重大戰略研判源自，我國正處在“三期疊加”的特殊階段。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從2012年開始結束近20年10%的高速增長，轉而進入增速換檔期。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的經濟增長率為7.8%；2013年我國的經濟增長率為7.7%；2014年我國的經濟增長率為7.4%。根據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2015年預期我國國內生産總值增長7.0%左右。

　　目前我國正在經歷結構調整的鎮痛期，2012年底，我國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産能利用率分別僅為72%、73.7%、71.9%、73.1%和75%，明顯低於國際通常水準。而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情況下，政府出臺的4萬億投資結構中，45%是鐵路、公路、機場、城鄉電網的投資，使得目前我國仍處於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國內經驗表明，科學認識新常態，逐步適應新常態，必須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而新週期中的中國經濟，最主要的特徵就是“三期疊加”，這是研究和分析新常態的前提條件。

　　國際經濟格局正在深刻調整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常態”重大戰略研判第三個背景在於，國際經濟格局正在深刻調整。目前全球經濟增長緩慢，強國重定遊戲規則，各國在進行經濟結構和發展模式調整，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大西洋和跨太平洋區域合作——重塑世界貿易版圖，對我國等新興經濟體形成反制。

　　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發展形勢，外部需求常態萎縮，發達國家將“再工業化”作為重塑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發出向實體經濟回歸信號，圍繞資訊、生物、環保等領域的新一輪科技和産業競爭愈演愈烈，我國的外部需求萎縮可能會成為“常態化”。

　　外需是支撐我國三十多年高速增長的重要力量，而隨著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外部需求萎縮將成為常態化，這種變化將帶動我國經濟增長轉向常態化的中高速階段。

　　我國經濟增長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換，表面上上看增長速度的放緩，其實質是宏觀經濟背景下經濟結構重大調整和發展環境深刻變化的必然結果。(作者：張佔斌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