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財經3月12日訊 (記者 劉小菲)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賀強在2015年兩會上，提交了“關於認清經濟形勢正確把握政策方向的提案”。賀強認為，應當用經濟發展新常態思維看待當前的經濟形勢，在應對中小企業困難與經濟下滑壓力時，應該採取更加靈活、更加適度的宏觀調控政策，包括全面降準降息。

　　2008年至2014年底，我國年度GDP已經連續下滑七年，從2010年到2014年底，我國季度GDP已經連續下滑了20個季度，經濟長期持續下滑産生了兩個明顯問題，産能嚴重過剩和中小企業困難。但賀強認為，應當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思維看待當前的經濟形勢，即經濟高速增長調整為中高速增長。

　　針對經濟持續下滑，賀強指出，我國GDP基數越來越大，經濟增長不可能永遠保持較高的百分比。其認為，此次中國經濟連續下滑7年與上世紀90年代經濟連續下滑7年形成鮮明的對照，“上一次我國經濟從1993年至1999年連續下滑，導致的結果是大量企業停工停産，國有企業普遍虧損，工資都發不出來，許多下崗職工吃飯都成了問題。而這次雖然經濟也連續下滑7年，中小企業也出現了一定的困難，但是總體的社會狀況比上世紀90年代不知好了多少”。賀強進一步闡述，目前GDP速度雖然在下滑，但GDP的總額卻是大幅增加，“我們的家底厚了，經濟增長速度慢一點也是可以的”。

　　在談到産能過剩和中小企業困難時，賀強認為這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成本，調整經濟結構的代價。“我們困難的中小企業，是舊經濟增長方式的中小企業，我們過剩的産能是落後經濟結構下的産能。中小企業必須順應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轉變，必須順應經濟結構的調整而調整。”賀強如是説。

　　賀強在提案中談到，這幾年中許多中小企業及時轉産，發展技術含量高的項目，順利存活下來。但一些中小企業因為沒有及時轉産，技術落後，被淘汰了。“我們消化過剩的産能，也要按照調整産業結構的需要來消化，落後的産能應該淘汰。”

　　當前經濟領域中的主要問題是經濟結構問題與經濟總量問題並存，解決經濟結構問題，只簡單依靠“一刀切”的政策是效果不佳的。在發給中國網財經記者的這份提案中，賀強提到，新一屆政府提出的改革宏觀調控政策，定向降準，定向降息，通過政策結構性調整，使宏觀調控更加精準，更加靈活，更加有針對性。賀強認為，這些定向政策，為扶持三農發展，解決小微企業困難確實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金融的特性是橫向流動，通過定向政策釋放出來的資金一旦流入社會金融的汪洋大海，由於金融的橫向流動，定向作用的利好就會大打折扣。

　　在提案中，賀強認為，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僅僅依靠政策定向調節是不夠的，應該進一步推出全面的調控政策，全面降準，全面降息。2014年11月下旬到今年2月底，在短短的三個月裏，我國連續兩次全面降息，一次全面降準，賀強認為，“政策結構性調整與整體調整相結合，是新一屆政府很大的創新”。

　　“只有從現實的經濟狀況出發，靈活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取向，才能營造出一個良好的經濟氛圍。而只有在良好的經濟環境中，才有利於轉方式、調結構，我國經濟才能出現一個長期穩定的經濟發展新常態。”賀強如是總結道。

　　附：賀強《 關於認清經濟形勢正確把握政策方向的提案》全文

　　從2008年至2014年底，我國年度GDP已經連續下滑七年。從2010年到2014年底，我國季度GDP已經連續下滑了20個季度。經濟長期持續下滑産生了兩個明顯的問題，一個是産能嚴重過剩；一個是中小企業困難。這种經濟狀況如果是發生在過去，我們早就採用全面放鬆的宏觀調控政策，大力度刺激經濟了。而這一次，我們的宏觀調控者頭腦比較清醒，敢於承擔，採取了與我國經濟發展歷史上完全不同的宏觀調控政策，在承擔了較大經濟下行壓力的時候，並沒有急於推出大力度的救市政策。

　　怎麼看待當前的經濟形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只有正確判斷經濟形勢，才能正確把握政策調控的方向。

　　我們應當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思維看待當前的經濟形勢，就是要將經濟高速增長調整為中高速增長。為什麼經濟要調速？

　　第一，可以避免各級政府盲目追求GDP。

　　第二，可以使我們更加注重經濟增長的品質，從品質要效益。

　　第三，可以更加節約社會資源，減少浪費，避免依靠大量消耗社會資源維持經濟發展高速度的狀況。

　　第四，可以更好地保護環境，避免依靠大量破壞環境來換取經濟發展的高速度。

　　第五，我國GDP的基數越來越大，經濟增長不可能永遠保持較高的百分比。同時，由於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數越來越大，經濟增長速度即使降下來一點，每年創造的GDP絕對值還是明顯增長的，足以滿足基本社會需要。例如，我國2013年GDP增長7.7%，實現GDP為56.9萬億元。而2014年GDP增長僅為7.4%，但是實現的GDP總額卻達到63.6463萬億元，比2013年高出6.7萬億元。正因為如此，我們這次經濟連續下滑7年與上世紀90年代經濟連續下滑7年形成鮮明的對照。上一次我國經濟從1993年至1999年連續下滑，導致的結果是大量企業停工停産，國有企業普遍虧損，工資都發不出來，許多下崗職工吃飯都成了問題。而這次雖然經濟也連續下滑7年，中小企業也出現了一定的困難，但是總體的社會狀況比上世紀90年代不知好了多少。關鍵就在於，現在雖然GDP的速度在下滑，但GDP的總額卻是在大幅增加，我們的家底厚了，經濟增長速度慢一點也是可以的。

　　第六，為了轉方式，調結構，我們就必須要犧牲一點GDP的速度。如果我們看到GDP下滑了，就全面放鬆政策，大力度刺激經濟，GDP的速度肯定會被拉動起來，但是這種做法又會使我國發展回到依靠大量消耗社會資源，大量破壞環社會境來維持經濟高速發展的老路，這等於給轉方式、調結構設置了很大的障礙。為了轉方式、調結構，我們就必然要向新技術領域的研究、研製、開發、産成品産業化等方面適當加大一點投入，而這些投入往往在短期是沒有效益的，支撐不了GDP。但是犧牲一點GDP是完全必要的。

　　第七、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雖有下降，但是就業人數卻明顯增長。最近兩年，我們的就業均超額完成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任務，服務業就業的超規模增長，極大減輕了經濟下滑的壓力。當然，我們應當頭腦清醒，在服務業就業大幅增長的情況下，我們應當深入分析，有多少就業是因為服務業自身快速發展帶來的，有多少就業是因為工業或農業因為不景氣原因，其勞動力被動地被壓迫或轉移到服務業的。

　　那麼在經濟下滑中，如何看待産能過剩與中小企業的困難？

　　産能過剩，中小企業困難，可以説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成本，也可以説是調整經濟結構的代價。我們困難的中小企業，是舊經濟增長方式的中小企業，我們過剩的産能是落後經濟結構下的産能。中小企業必須順應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轉變，必須順應經濟結構的調整而調整。事實證明，在這幾年中，許多中小企業及時轉産，發展技術含量高的項目，就順利活下來了。也有一些中小企業因為沒有及時轉産，技術落後，被淘汰掉了。我們消化過剩的産能，也要按照調整産業結構的需要來消化，落後的産能應該淘汰。

　　我們要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樹立正確的認識，但是對中小企業的困難與經濟下滑的壓力也不能視而不見，該出手時就出手，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我們必須採取更加靈活，更加適度的宏觀調控政策。

　　到目前為止，我國主要依靠宏觀調控政策調節經濟運作，宏觀調控政策主要針對經濟運作中的兩大問題進行調控，一個是通貨膨脹的高低，一個是經濟運作的冷熱。通脹越高，經濟越熱，我們的政策越收緊；通脹越低，經濟越冷，我們的政策越放鬆。而通脹上升，經濟下滑時，我們的政策是收緊的。因為經濟運作的主要矛盾是通貨膨脹。但是一旦出現通脹與經濟雙下滑時，我們的政策就會逐漸放鬆，因為宏觀經濟運作的主要矛盾發生了改變，通脹率因為出現明顯下滑，就變成了次要矛盾，而經濟持續下滑，經濟低迷就轉換為主要矛盾。這是60多年中國經濟週期與政策週期互動關係的規律，這不是個人意志可以改變的。

　　但是，我們應當看到，我們當前經濟領域中的主要問題是經濟結構問題與經濟總量問題並存，解決經濟結構問題，只簡單依靠“一刀切”的政策是效果不佳的。因此，新一屆政府提出了改革宏觀調控政策，定向降準，定向降息，通過政策結構性調整，使我們的宏觀調控更加精準，更加靈活，更加有針對性。這些定向政策，為扶持三農發展，解決小微企業困難確實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金融的特性是橫向流動，通過定向政策釋放出來的資金一旦流入社會金融的汪洋大海，由於金融的橫向流動，定向作用的利好就會大打折扣。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這一次經濟下滑的時間已經較長，下滑的幅度已經較大，客觀上增加了經濟下行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僅僅依靠政策定向調節是不夠的，完全有必要進一步推出全面的調控政策，全面降準，全面降息。從去年11月下旬到今年2月底，在短短的三個月裏，我們連續兩次全面降息，一次全面降準，説明管理層能夠審時度勢，實事求是。政策結構性調整與整體調整相結合，可以説是新一屆政府很大的創新。

　　我們認為，在今後的宏觀調控中，選擇什麼樣的政策，應當以經濟運作的狀態為標的。

　　一、當經濟企穩，企業的環境有所改善時，我們應當主要採取結構性調控政策，重點對經濟運作的短板進行調控，把更多的權力還給市場，讓市場在經濟調節時起到決定性作用。

　　二、當經濟繼續小幅下滑，中小企業困難有所增大時，我們應當選擇結構性調節與全面調節相結合的宏觀調控政策，在賦予中小企業更多優惠政策的同時，也保證了經濟運作的穩定。

　　三、當經濟滑坡加快，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時，我們應當主要採取全面的調控政策加以應對，經濟越下滑，政策越放鬆，不排除繼續全面降準、全面降息的可能。

　　我們只有從現實的經濟狀況出發，靈活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取向，才能營造出一個良好的經濟氛圍。而只有在良好的經濟環境中，才有利於轉方式、調結構，我國經濟才能出現一個長期穩定的經濟發展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