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撰稿人 馬應超

　　日前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有力度，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鬆緊適度”。這表明，我國實施“積極+穩健”財政貨幣政策組合將連續進入第5個年頭。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延續該政策組合，既體現了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又在實際內容、實施重點和操作手段上有新的用意和變化。

　　“積極+穩健”的政策組合如何主動適應新常態，為明年和今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創造條件、提供動力？首要任務是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今年我國經濟社會實現持續穩步發展，就是得益於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展望明年，我國穩增長任務雖然繁重和艱巨，但新常態下穩增長的潛力十分巨大：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等新“四化”深入發展，國內市場潛力巨大，國民儲蓄率較高，科技和教育整體水準提升，勞動力素質逐步改善，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推進，這些都為我國經濟實現穩定增長創造了極為有利的便利條件和廣闊空間。因此，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劇、階段性演進特徵凸顯和世界經濟深度調整等複雜多變的情勢下，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增長，“關鍵是保持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平衡”。換句話説，適應放緩了的經濟增長速度，最重要的是要形成與以往不同的新的增長結構和動力機制。在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通過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擠壓、排解過剩和落後産能、促進企業和産業升級換代，重構適應新常態要求的增長結構和動力機制的同時，把經濟工作的著力點切實放到轉方式調結構上來。與此同時，政府“要堅持發展、主動作為”，在創造更好市場競爭環境、保護産權、維護公平、改善金融支援、強化激勵機制、集聚優秀人才等方面積極作為，以政府自身革命帶動重要領域改革，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形成發展的新動力，激發新增長點的潛力和活力，做好新興産業的加法和乘法，創造更多有就業、增收入，有品質、提效益，節能環保，沒有水分、實實在在的産業活動和制度環境。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有力度”賦予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新的內涵和深意。“要有力度”的主要表現在於，適當擴大赤字和債務規模，吸引社會資本進入重點投資領域，以及繼續實施結構性減稅。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結構調整陣痛顯現、企業生産經營困難增多以及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的多種情形下，有理、有為、有節的積極財政政策取向顯得尤其必要。具體而言，新常態下多個領域都需財政政策定向調控、結構性調控發揮更積極、更有力、更有針對性的多方面效應：通過“營改增”改革，減輕服務業稅負水準，逐步增強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服務業的支撐作用；借助資源稅、環保稅的定點調控，緩解資源環境承載壓力，滿足公眾對良好生態的更多期待；通過調整完善稅費政策，減輕小微企業負擔，提升企業盈利能力；在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勵創業就業、做好扶貧工作等社會政策托底方面，亦需要財政支援、精準發力。另外，就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政府投資，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新的明確要求。從投資需求來看，在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傳統産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於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吸引社會資本進入重點投資領域，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讓“三駕馬車”更均衡地拉動經濟增長。

　　就貨幣政策而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在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同時，更加注重鬆緊適度。2015年貨幣政策雖然將延續以往的基本基調，但政策內涵將發生重大調整。總體而言，貨幣政策將堅持“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的政策取向，在“微刺激”常態化的作用下採取相對寬鬆的定向調控和精準調控操作，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更多依靠改革的辦法、市場的力量，有針對性地實施“噴灌”、“滴灌”，注重政策的靈活性和及時性。具體而言，一方面，由於我國面臨貨幣存量大、杠桿率高、負債率高等問題，因此貨幣政策還需要保持穩健基調，需要保持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確保經濟在合理區間運作。另一方面，在當前融資依然“難且貴”的情況下，貨幣政策需要下大力氣消除經濟運作中的“梗阻”，讓“金融血液”源源不斷流入實體經濟，讓廣大企業獲得更充足的發展動力。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快金融改革步伐，鼓勵民營銀行積極發展，加大股票、債券等發行力度來支援實體經濟融資，提供更多“量身定制”的服務，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與此同時，必須把防控財政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顯著的位置，主動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不能因為嚴重過剩産業、影子銀行、房地産、地方融資平臺等領域的風險累積影響經濟全局穩定，要按照嚴格增量、區別對待、分類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則，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敢於過深水區，加快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就財稅領域改革而言，既要推出預算績效提升、轉移支付、地方債務、具體稅種改革等年度特點，又要深度謀劃預算管理改革、稅制改革和中央地方體制關係等有利於長遠制度安排的改革舉措，這不僅是增強財政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的現實需要，而且還能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體制機制保障。就金融領域改革而言，資本市場、民營銀行準入、存款保險制度、人民幣“走出去”、匯率機制優化、利率市場化改革等金融領域的改革亦須統籌推進、穩步實施。總之，只有更加注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産業政策、投資政策以及國際收支等相關政策的綜合協調和合力效應，才能在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滿足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新常態要求。

　　（作者單位：甘肅省委黨校經濟學部副教授、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