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不久前公佈的數據顯示，2014年第三季度中國GDP增速為7.3%，較第二季度下降0.2個百分點，同比增速創下自2009年第二季度以來22個季度新低。經濟增長的持續放緩引起了不少人士的擔憂，加強政府干預、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的呼聲越來越高，市場上對央行全面降準降息的預期再度升溫。

　　事實上，這是用過去的思維邏輯來分析當前經濟數據，從根本上説是沒有適應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變化。用政府干預和全面釋放流動性的方法刺激經濟，只能保證短期的總量增長，並不能優化結構，更不能提高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本輪經濟下行，一方面是前期大規模經濟刺激的遺留影響，另一方面是我國主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然結果，是結構調整陣痛期的基本表現。當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來自結構，而非總量。惟有咬緊牙關，冷靜面對，避免再度刺激，在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中堅定不移地“轉方式、調結構”，才能優化結構，培育新的增長動力，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從2011年開始，我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平穩增長的“新常態”。出現這一變化之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總量來看，這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準的必然現象。在經濟發展初期，由於總量小、起點低，增速自然會很快。但目前我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總量擴大到一定規模時，增速下降是客觀規律。從供給來看，一是我國過去以廉價勞動力、資源、土地等成本為主的比較優勢正逐漸失去，經濟增長的成本越來越高。二是科技水準提高到一定程度後，通過模倣國外先進技術提高生産率的難度越來越大，在自主創新一時難以銜接上的情況下，生産率的提高就遇到瓶頸。從需求來看，一是國內投資需求下降。我國的基礎設施越來越完善，市場上很多商品處於過剩狀態，投資機會越來越少，投資回報很難提高。二是國內消費需求長期不振。從2001年到2013年，我國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從45.34%降至36.17%，而世界平均水準一直穩定在60%左右。三是外需不景氣。事實上，中國在經濟“新常態”遇到的煩惱很多發達國家都經歷過。“新常態”是我國完成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型的必經階段。

　　過去遇到經濟下行時，我國習慣用凱恩斯主義進行需求管理，主要政策手段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以此刺激有效需求，實現總量增長。需求管理是總量調控，不能化解結構矛盾。當出現重大結構性矛盾時，需求管理就缺乏針對性和有效性，過度使用反而會扭曲市場、惡化結構，對長期經濟增長産生不利影響。四萬億刺激計劃就産生了這樣的後果。一是過度投資雖然保證了一時的經濟增長，但刺激虛假需求，固化原本已不合理的産業結構，造成大規模産能過剩。二是政府主導的投資行為佔用大量金融資源，對民間投資産生“擠出效應”，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削弱了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動力。三是大量流動性釋放導致物價上漲，産生通貨膨脹，一方面扭曲價格信號，造成資源錯配；另一方面稀釋購買力，嚴重影響居民生活。四是房地産業成為吸收過量貨幣的主要資金池，導致房價急劇上漲，不僅造成房地産業畸形發展，而且形成強烈的財富再分配效應：普通居民為買房耗盡多年積蓄，甚至透支幾代人財産；而富裕階層通過房産投資使財産迅速膨脹，政府在這個過程中獲得鉅額土地出讓收益。在居民收入大部分用於住房支出的背景下，居民消費自然難見起色，而掌握大量財産收益的富人和政府為追求更高收益産生強烈的投資動機，因此消費與投資必然失衡。

　　在“新常態”條件下，再度依靠政府干預和全面釋放流動性進行經濟刺激，無異於飲鴆止渴，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加困難。面對“新常態”，宏觀經濟政策重心應從總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整：在供給方面，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使企業成為調結構的真正主體。在需求方面，加快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提高居民實際收入水準，擴大居民消費需求。

　　實現這些目標需要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一是財政政策從積極轉向穩健，從服務需求管理轉變為適應供給管理。需求管理主張加強國家干預，擴大政府投資。而供給管理主張降低邊際稅率，把利潤留給企業，以企業為主體進行投資。産業結構調整是生産要素的重新配置，只有企業最了解市場需要什麼。因此企業投資比政府投資更能創造有效供給、抑制産能過剩等無效供給。這就要求政府審慎擴大赤字，減少政府主導型投資，通過結構性減稅，刺激民間投資。二是貨幣政策既不放鬆也不收緊，以穩定幣值為首要目標，防止貨幣本身成為經濟波動的一個誘因。要加強定向調控，加大對居民創業、小微企業等居民內生性投資需求的支援力度，促進金融業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支援結構調整。三是以平常心態看待房地産業發展，回歸市場化調控。要通過市場力量促進房價回歸合理水準，避免房地産業匯聚過量資金；抑制房産投機，引導富人更多地投資生産，而非炒作房産；杜絕房價上漲再次擴大貧富差距。四是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步伐。

　　總而言之，我們要以“新思維”面對“新常態”，避免總量調控的思維慣性和凱恩斯主義的路徑依賴，著力加快結構調整步伐，促進中國經濟提質增效、轉型升級。值得注意的是，從2014年前三季度數據來看，雖然我國經濟總量增長放緩，但品質在明顯改善。一是産業結構改善，第三産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繼續提高，比上年同期提高1.2%，高於第二産業2.5個百分點。二是需求結構改善，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比上年同期提高2.7%。三是居民收入和就業穩步增長，特別是就業形勢較好。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條件下，前三季度城鎮新增就業1082萬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標。四是增長效益提高，前三季度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6%。另外，我國居民的消費信心不斷提振。據萬事達卡近日公佈的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上半年，中國大陸消費者信心指數為82.6，創四年來新高，遠高於亞太地區平均水準(68.3)，大幅領先日本(37.6)、南韓(34.7)。可見，我國“轉方式、調結構”的成效正在逐步顯現。我們更不能全面放寬貨幣政策，再次刺激經濟，否則會前功盡棄，將來可能陷入“衰退—刺激—再衰退”的惡性迴圈。只有為“轉方式、調結構”創造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經得起結構調整的陣痛，中國經濟才能鳳凰涅槃，實現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