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博鰲亞洲論壇是全球經濟的熱點話題。它提供了一個恰當的機會來思考中國的經濟發展在物質上和思想上對世界有什麼影響。

　　1998年博鰲亞洲論壇啟動時，僅被國際社會視作亞洲的區域性活動，在世界其他地方並沒有獲得廣泛關注。現如今，論壇已經成為國際上最被廣泛研究的經濟事件之一。

　　在博鰲亞洲論壇創立前，西方學術界最流行的經濟學觀點是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提出的。1994年，他在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外交政策出版物《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亞洲奇跡的迷思》一文。克魯格曼認為，亞洲經濟崛起的重要性被高估了，應該給預言亞洲經濟快速增長的人澆盆冷水。

　　他稱這些快速發展的亞洲國家為“紙老虎”，其原因是它們沒有遵循所謂的西方經濟發展模式。其中，中國和新加坡受到了最嚴厲的批評。

　　過去二十年多年的發展事實，有力地駁斥了克魯格曼的論調。新加坡趕超美國，每人平均GDP達到了美國的103%，而它的購買力(PPP)，按照如今的匯率，則達到了美國的144%。如果説新加坡的成就可以用它是一個小國來解釋，那麼博鰲亞洲論壇的主辦國——中國的成就又該如何解釋呢？

　　中國自1978年以來實現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中國在人類脫貧史上創造了奇跡。世界銀行最新數據顯示，中國成功地使7.28億人脫離貧困線，而同期，全世界其他地區共有1.52億人脫貧。

　　與此同時，中國也在改變著世界高收入經濟體的格局。“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速目標為6.5%，如能達到這一數字，不僅將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而且將使中國邁入世行規定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世行最新數據顯示，世界高收入國家的總人口為13.99億，而中國現有人口13.64 億(截至2014年)。也就是説，中國躋身高收入經濟體將使世界高收入人口的數量倍增。這些成就是其他遵循“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遠不能望其項背的。

　　哈佛大學教授戴爾•喬根森充分肯定了亞洲的發展形勢，他指出：“亞洲的崛起是我們這個時代巨大的經濟成就。它創造了一個新的經濟增長模式”。

　　世界經濟發展格局與克魯格曼的預測完全相反。中國和亞洲並沒有因未遵循“西方模式”而“錯失良機”。世界各國應當向中國和亞洲學習，博鰲亞洲論壇日益增強的影響力也正説明瞭這點。

　　多年來，中國在國際上一直奉行“韜光養晦”的政策。但這一政策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國際社會試圖淡化中國所取得的成就，無論是克魯格曼的高談闊論，還是美籍華裔律師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一書，均有認知不當之處。但這些都為“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提供了基礎，認為中國無法實現增長目標，必然會導致“硬著陸”。

　　隨著中國經濟成功的事實越來越明顯，西方學者試圖守住他們的最後一個陣地，即克魯格曼聲稱的“西方經濟思維”優越性的論調。但顯而易見的是，認為中國的成功是“偶然”結果的説法是十分可笑的。因為人類歷史上最快速的經濟發展顯然不是用“偶然”就能解釋的。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來多次表示，中國獨特的經濟發展理念首先是為了解決中國國內的問題，但與此同時，它也在國際社會發揮了重要作用。2014年5月，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結合了“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而西方的經濟發展僅僅依靠“看不見的手”。2015年11月，習近平強調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經濟理論的基礎。在今年的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上，習近平重申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表明，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完全不同於前蘇聯和西方國家的。

　　中國的經濟理念在解決實際問題時高度“實用”，不被現有的理論所束縛。事實證明，通過不斷地探索本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不僅在經濟發展速度上超過西方，在思想理論方面也已經實現了超越。

　　對於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來説，目前還無法接受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經濟成功的大功臣。但是，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林毅夫早就對全球經濟思維的發展進行了預測。他表示：從亞當•斯密到上世紀30年代，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經濟學家。1930年代以後，則是美國替代了英國。對經濟學家而言，只有生活在一個經濟體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關鍵的真實的社會經濟變數……所以，經濟研究中心東移是不可避免的。

　　博鰲亞洲論壇的發展正是這種重心轉移的體現：世界經濟的發展，連同經濟思維的中心正在朝著中國轉移。(編譯：李京榮)

　　(作者John Ross係中國網專欄作家、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前英國倫敦金融與貿易署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