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戴皓：建議加大減稅清費力度 加快振興實體經濟

　　中國網財經3月1日訊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和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將分別於2017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開幕。全國政協委員戴皓帶來了五份提案，其中《關於加大減稅清費力度 加快振興實體經濟扭轉經濟下行壓力的提案》指出，我國實體經濟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需要大力減少財政供養人員，優化支出結構；進一步加大減稅清費力度等方式來振興實體經濟。

　　以下是提案全文：

　　關於加大減稅清費力度 加快振興實體經濟

　　扭轉經濟下行壓力的提案

　　全國政協委員 戴 皓

　　以製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是社會生産力的集中體現。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所負擔的稅收、社會保險、各種收費罰款、利息、能源、運輸、土地房租等各種成本越來越重。據社科院經濟所調查，民營實體經濟的利潤，1982年時只有2.4億元，佔GDP比重僅為0.045%，1995年升至31.93%，其後逐年下降，而到2015年時，規模雖為33853億元，但是佔GDP的比重卻下降到5%左右。工業和資訊化部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發佈的《2015 年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示，79%的企業反映“人工成本快速攀升”，66%的企業反映“融資成本高”，54%的企業反映“稅費負擔重”。

　　一、我國實體經濟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第一，增速不斷下降。2011 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9%，到2015年同比增速腰斬至6.1%，2016年降至6.0%。

　　第二，成本高企帶來巨大衝擊。人力、資本、能源等要素快速上漲，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需要的成本：2010 年為83.94 元，2016年 6 月增長到85.79 元。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企業數量2015 年是2010年的近2倍。中國製造成本越來越高，製造業正在加速流出大陸，曾經的世界工廠正在走向空心化。

　　第三，增長的動力不足。由於效益低迷，導致企業缺乏擴大再生産的投資意願。製造業固定投資完成額累計增速從 2011年31.8%的高位減至2015年8.1%，2016 年上半年更是低至 3.3%。

　　第四，融資成本不斷增加。企業每百元利潤支出的財務費用從2010 年16元增加至 2015年21元。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數據，2015年6月，中國非金融企業的債務相當於GDP的163%，國際經驗顯示，這一比例達到90%就會積聚較大風險。

　　二、實體經濟承受壓力的主要原因

　　1.財政供養人員過多，迫使中央財政赤字年年增加。2015年底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約3869.7萬人，各級政府還不斷呼籲增加編制。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説：“各級財政收入不太可能再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了，而財政供養人員多，往往‘食之者眾，生之者寡’，本屆政府組建半年多，一些地區和部門又陸續提出增編要求，不控制將難以為繼”。在增編無望的情況下，近幾年各部門涌現出大量編外的專業人員、輔助人員和基層服務人員，這部分人同樣由財政供養和由收費及罰沒款供養。據中央黨校學報2016年12月第六期刊載應松年博士的調查，我國各級行政部門編外輔助人員日漸增多。在一些地方的公安、城管執法、交通運輸等部門，公務員與輔助人員的比例已達1:1或1:2甚至更多。按照國際“小政府、大社會”的趨勢，我國政府過多的供養人員必然造成納稅人更多負擔。地方四級政府中許多市縣都是“吃飯財政”，每年都要制定稅收增收計劃，完不成計劃，就保證不了龐大公務員隊伍的工資。因此，許多地方需要中央轉移支付才能運轉，2015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同比增長8.6%，中央財政赤字多達11200億元。2016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增長12.2%，用於地方減收增支壓力。中央收支總量相抵後財政赤字14000億元，比2015年增加2800億元。

　　2.企業稅費負擔過重，減稅清費措施沒有到位。我國企業稅費負擔總體在國際上處於較高水準，遠高於發達國家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根據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佔利潤的比重，在不含增值稅，包括所得稅、其他稅和社保繳費的情況下是68%。而美國是44%，瑞典是49%，德國是49%，印度是61%。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是34%。2010年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研究了全球85個國家與地區。中國增值稅以外的總稅負負擔排第5，其中社會保障負擔排第2。從企業實際的稅負比率看，儘管近年來通過一系列降稅措施，但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15中國企業500強的納稅比上年增長了 0.36%。雖然全國2016年稅收僅增長4.8%，但非稅收入增長更值得關注。中國社科院“2017年《經濟藍皮書》數據顯示，2012至2015年我國非稅收入年均增長18%，而同期稅收收入年均增長7.5%，非稅收入增速2倍于稅收增速。近幾年許多部門和事業單位的超收獎勵和罰款分成的運作體制，形成了向企業和商戶千方百計收費罰款的強有力機制。企業利潤遭各種收費罰款的盤剝，不但難以改觀，並且有惡化的趨勢。

　　3.社會保險金的提取比率高達工資的42%—50%(社科院經濟所)。據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調查，中國企業社保繳費佔企業盈利的49%，美國是10%，瑞典是35%。這實際上是過度將企業和員工收入集中上劃進行再分配。更為不合理的是社保基金收繳不是按平均工資，而是按實際工資，給實體企業造成巨大的傷害。

　　4.國民經濟高利貸化，企業融資的高利率，實體經濟遭到重創。據社科院經濟所調查，2010年全社會總的借貸利潤(包括銀行、非銀行機構、民間地下錢莊等)為20430億元，佔當年GDP的5%左右，而當年全部非國有非銀行實體經濟利潤收入匡算為44560億，佔GDP的11.15%。到了2015年，情況比2010年急劇惡化。全社會借貸利潤佔GDP的比重從5%左右大幅度上升到了7.86%。非國有非金融實體經濟的利潤佔比從2010年的11.15%下降到了5%左右。2014和2015是國民經濟高利貸化，即借貸資本擠壓非國有經濟最嚴重的兩年。 　

　　5.除了財政稅收、社會保障、政府亂收費以外，運輸、能源、土地、清關等成本，也是企業利潤被擠壓的重要原因。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提供了一個例證，通過中美製造業成本對比來説明。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纖有限公司成立於2000年，2015年“江南化纖”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州投資辦廠，成為首家在美國建立再生聚酯短纖維製造工廠的中國企業。為什麼去美，主要原因是國內綜合成本連年攀升，頗感吃力。其測算比較了創辦相同規模企業的中美成本。稅收成本：美國稅收優惠力度大。美國的州政府最看重的是就業，常常給予企業優惠的稅收政策，比如房産稅優惠30年內有效，如果公司達産，30年內將給予3000萬美元的稅收減免;銀行借款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4倍;公司運營資金財務成本：國內是22.58美元，美國是9美元，國內比美國高出1.5倍;物流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倍;電力、天然氣等能源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倍以上;蒸汽成本：中國是美國的1.1倍;土地成本：中國是美國的9到50倍;配件成本：中國是美國的3.2倍;清關成本：美國無需支付進出口清關成本，而中國這部分成本也不低。　

　　三、幾點建議

　　第一，大力減少財政供養人員，優化支出結構。一是按照“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統籌考慮上級機關“瘦身”與基層一線“強身”的問題，將現有實際財政供養人員減掉三分之一以上。二是建立大部制，將近年來簡政放權、群團改革之後所“富餘”出來的編制向政府法制、食品藥品監管、生態環境保護、城市管理執法等領域傾斜。同時，重點強化基層執法部門和崗位，將機構編制這種“稀缺資源”配置到人民群眾最需要、最可以發揮其應有價值的地方。三是解決規範編外輔助人員的制度缺失問題。解決這些人員的聘用、辭退、權利義務、工資待遇、法律地位等問題。

　　第二，進一步加大減稅清費力度。當前我國的稅費徵收管理仍不規範，涉企減稅清費尚有較大空間。一是應按新版《立法法》稅收法定原則，加快與企業有關稅收的立法，取消不合理稅種。二是結構性減稅的重點應該是大幅降低非稅收入，尤其是清理整頓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包括採取專項行動全面清理當前涉企收費。三是在宏觀經濟形勢不景氣，中小企業經營壓力特別突出的時期，尤其需要採取臨時性的稅收減免措施，以救助扶持陷入經營困境的中小企業。四是降低增值稅稅率尤其是製造業的增值稅稅率。五是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勢，個人所得稅改革應按結構性減稅的方向進行，即應以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水準、提高高收入群體所得稅水準為基本方向。

　　第四，降低社保繳費率。用政府的資産支援社會保障，以此降低社會保障的繳費率，從而減輕企業的負擔。

　　第五，加快完善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在總結當前負面清單管理經驗的基礎上，加快完善負面清單制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全面評估目前行政審批事項基礎上，徹底取消非行政許可的政府審批事項，盡可能少地保留必要的審批事項，並將有關行政審批事項清單以及審批事項的要求、工作流程對外公佈。涉企相關行政部門應以優化服務為出發點，按照行業領域制定負面清單，整合優化行政審批流程，儘量實行服務前移、一窗受理、內部運轉、並行審批、限時辦結的“一窗式”並聯審批模式。對同一事項的審批，各不同環節審批主管部門應加強溝通，確保做到審批要求一致，避免出現相互扯皮、相互不認可的現象。

　　建議此提案由國家發改委、國家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受理。

　　2017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