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日上午舉行的G20新聞發佈會上，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回答化解過剩産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用等問題時指出，傳統的貨幣政策不再有效，財政政策應更加積極。他明確表示，中方支援世行現任行長金墉連任。
財政貨幣政策
中國提議三種工具應對經濟困境
朱光耀表示，量化寬鬆把一些西方國家從崩潰的邊緣救了回來，但目前這種定量寬鬆的貨幣政策已不再有效，不會支援可持續增長。中國提議綜合運用貨幣、財政、結構調整工具來應對全球經濟困境，在G20與會國家中得到了響應，這將成為杭州公報的重要內容，成為本次G20峰會的一個亮點。
朱光耀提到，中國希望財政政策起到更積極作用。中國需要更好地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提振企業家的信心。
朱光耀表示，G20反對貨幣競爭性貶值。據了解，G20成員國已就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盯著匯率達成共識。對於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跡象，朱光耀強調，G20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G20應避免濫用貿易救濟措施。
針對國際社會關心的美元加息問題，朱光耀表示，主要經濟體在貨幣政策上存在分歧。鋻於美聯儲政策的外溢性，我們期待著美聯儲和國際金融市場有密切的溝通。朱光耀談道，儘管美聯儲下次提高利息的具體時間不確定，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它的幅度會保持在0.25%的水準。中國希望美聯儲與國際金融市場有更多溝通，這種溝通對於全球市場的穩定很重要。
化解産能過剩
將推動建立全國性破産法院
朱光耀表示，削減過剩産能需要全球行動，削減産能過剩方面少些指責多些合作有益於全球經濟。中國把化解産能過剩作為供給側改革的主要任務，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率先削減産能過剩。他舉例，在鋼鐵、煤炭去産能方面，中國建立了一千億人民幣的結構調整基金。他強調，中國削減産能過剩的舉措是市場化的。採取市場原則和法治手段來推進去産能，包括企業根據市場的原則兼併重組，和破産重組、破産和解、破産清算等法律手段。另外，中國將推進建立全國範圍的破産法院。
國際稅改
G20首提國際稅收新秩序理念
據了解，中方首次在2016年G20平臺上提出推動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稅收新秩序理念。
G20杭州峰會一個重要議題，就是關於國際稅收的改革，特別是避稅、稅基侵蝕和針對避稅天堂這些問題的政策協調。朱光耀稱，在G20成都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期間，專門舉行了高級別的國際稅收研討會，實際上是促進國際社會特別是G20成員就國際稅收問題形成進一步共識。
對話
對外經貿大學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院長屠新泉：
“很多國家寄G20機制發展希望于中國”
這些年，中國在G20里的地位發生了變化，這是包括對外經貿大學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院長屠新泉在內的不少專家的感覺。屠新泉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在G20擔當難得的平衡者的角色，對G20機制發展，很多國家寄希望於中國。
G20能給國際組織提供政治指導
北青報：二十國集團組織在當今世界具有怎樣的地位，其他國家對G20是什麼認知，抱以何種態度？
屠新泉：總體來看，我覺得大家還是認可的，至少比過去的G7強多了。跟其他國際經濟治理機制相比，G20代表性和民主性比較高，尤其是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參與度，比以前要高很多。另外，G20總體的規模比較大，對世界經濟的引領作用比較強。至於到底多少個國家合適，這個説不清楚。G20也通過臨時性的邀請來彌補這個問題。總的來説，G20的代表性、民主性還是比較好的，歷史上看這是一個進步。
北青報：可以説二十國集團是現在經濟領域最大、最重要的組織？
屠新泉：可以，我們稱之為全球經濟首要的多邊機制。G20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作為一個元首參加的峰會機制，它是獨一無二的。APEC(亞太經合組織)是區域性的，WTO(世界貿易組織)只有貿易市場且只有部長級，級別相對低，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一樣，也達不到峰會級別。從這個角度來看，G20峰會是全球形成最高共識唯一的一個場所。
北青報：G20與WTO和IMF等其他國際組織之間應該是什麼關係？
屠新泉：原則上來看，G20這種峰會應該是給這些具體的國際組織提供一個政治指導。
北青報：什麼意思，該如何進行政治指導呢？
屠新泉：舉個例子，貿易部長應該把解決不了的問題拿到G20，告訴元首，“我們談了半天，還有幾個問題決定不了，該怎麼辦，你們來談，然後給個方向。”
不過，G20現在面臨比較大的一個困難是效力的問題。這涉及到對於G20機制的定位。到底你的定位是讓G20跟WTO一樣，制定一套法律，有法院來執行呢？還是就像論壇機制，各國元首相約相聚，就世界經濟當中的一些難點、熱點問題共同討論，形成一些共識，協調一些政策，當然也可能會制定一些有可執行性的方案？
中國是G20中難得的平衡者
北青報：能不能結合G20杭州峰會來談一談G20的東道主是什麼角色，有什麼權利，要做哪些貢獻？
屠新泉：一定程度上，G20類似于辦奧運會，奧運會可以增加自己的優勢項目，G20有點類似，從議題的角度來看，東道主有一定的權利，不過還是基於共識，協商確定。從這屆G20杭州峰會的議題來看，都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例如貿易領域，非常突出，過去在這個問題上G20的重視程度相對比較低一些，之前兩次峰會，相對而言，澳大利亞和土耳其都不是貿易大國，貿易影響不大，不是太重視這一部分。中國是貿易大國，貿易也是我們最能掌握話語權的一個方面，涉及我們的巨大利益，所以，經過政府部門的討論，貿易成為力推的議題並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此外，除了這20個國家以外，其他的國家也會臨時邀請一些，比如G20杭州峰會邀請了很多發展中國家，這個邀請也算是東道國的一個權利之一。
北青報：2008年之後，中國參與G20經歷了怎樣一種變化？
屠新泉：當然中國最大的變化就是地位的變化，我們經濟規模更大了。應該説，還是有很多國家、包括研究G20的人，大家把G20機制發展的很大的希望寄託在中國身上。
北青報：您説是國外的研究者嗎？
屠新泉：是的，包括國外，很多研究者認為，G20要有活力，可能主要就看中國。中國的位置在中間。中間是什麼意思呢？一是規模方面；二是發展水準方面，大而不強，這目前還是我們普遍的自我認知，所以我們還強調是個發展中國家。此外，從政策上來説，我們也在中間，自由化水準跟美國、歐盟比還不行，但要跟巴西、印度、南非一比，我們又比較自由化，市場化程度也比他們高。這個中間的位置既有好處又有壞處。我們提出一個方案和指導性原則，可能被兩頭施加壓力。不過，中國運用了智慧。比如，我們貿易部長會議設了一個聯席主席，另外找了一個加拿大駐WTO的大使，發揮很大的作用。什麼作用呢？他可以幫我們去協調發達國家，因為他既是外交官又知道這些具體的難處。我們相對來説跟發展中國家好溝通一些，而加拿大的位置相對超脫。中國提出這個方法事實上已經是往前走了一步。
北青報：看來東道主和協調人很難當？
屠新泉：對，很難當的。出個成果非常不容易。中國在G20的位置更多還是一個平衡的角色。
北青報：是不是G20現在也需要中國這樣一個角色？處於中間的中國既能顧及到一，也能顧及到十。
屠新泉：從大的全球經濟治理這個作用來説，中國的作用是積極的，需要這樣一個平衡者，其實不光發展中國家，很多的發達國家特別盼望出現這樣一個國家，所以大家還是挺期待中國的出現。這種全球經濟治理的發展方向各有各的利益考量，你也很難説哪個是對的，哪個是錯的，但是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情況，不能一味地像美國，那就是市場化、自由化，它是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的，它沒有太多的顧慮，也沒有顧及其他的國家，或者説顧及其他國家的承受能力。就算是其他國家也能受益，那得大頭的也是美國自己。有中國這樣平衡一下，也是有好處的，尤其是在貿易投資和自由化這一塊，中國目前發揮的就是這樣一個作用，使它的步伐更為穩健，讓大家共同受益，或者説使接受的面更廣一些。
這兩年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亞投行
北青報：有沒有哪個領域我們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成為稍微打破平衡的角色？
屠新泉：在目前來説，在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問題上我們是一個平衡者，但在貨幣和金融體制的建設上我們更多地發揮建設者的作用。為什麼呢？因為在貨幣和金融體制上，體量和規模發揮非常大的作用。這兩年中國做得最成功的事情之一就是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亞投行彌補了已有機制的短板和不足。中國帶頭創立這樣的機制，改變了以前發達國家出錢不足，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支援不夠的狀況。再如人民幣國際化，這也是很多國家特別期待的，希望抵消美元的霸權。因為過度依賴美元霸權，對大家都是不利的。所以，在這個層面上，中國是很重要的一個角色，我們當然也不是革命，也不是説一下把美元給推翻，這個也做不到，美元的霸權地位還要維持很長一段時間，但是慢慢地增加一些新的元素，讓大家有個替代性的選擇。這不僅是對中國有好處，其實對其他國家也是有好處的。
北青報：聽您這麼講，在國際經濟領域，現在中國的話語權還可以？
屠新泉：現在已經相當可以。我們經濟發展本身的品質仍然不夠高，創新能力並不領先，這種情況下你怎麼掌握這個領先的話語權？能給人把把脈、起到平衡作用就挺好，平衡本身也是一種話語權，不是別人説做什麼就朝別人説的方向走去。但這並不是説我硬要制定什麼新的規則，慢慢來。
G20成長效治理機制需要歷史時機
北青報：G20距離成為一個有效力的、成熟的經濟治理長效機制有多遠？
屠新泉：從現在的情況來看，G20還不是一個有多麼強約束力的，甚至是有法律效力的決策機制。剛成立的時候效果還不錯，尤其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為什麼那個時候比較好呢？因為大家有共識，大家有共同的敵人，都在危機的狀態下，很迫切地需要合作。為什麼後來不行呢？就是因為這個共識分散了，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情況。比如現在，歐盟、日本都是採取極度的量化寬鬆，甚至是負利率，可相反美國要加息。效果是什麼？歐洲的錢全跑美國去了，歐盟與日本實施的負利政策就沒什麼用。這時候其實就需要協調。但是各國情況不一樣，利益不一樣，很難協調一致。
北青報：缺乏約束力，也非長效機制，所以全球經濟治理的硬骨頭很難啃下來？
屠新泉：對，其實這就是G20的矛盾之處。按理説，這是非常難得的首腦峰會，應該解決最困難的問題。不過，為了這次峰會的實際成果，中國下了很多功夫。G20最關鍵的一點是大家的基本共識，我們是發自內心地想要一起這麼幹，這個事情就能幹得成，至於説上面有沒有一個法律來約束你，來監督你，不是最關鍵的，如果沒有這個共識，有國際法律情況也不見得好。所以，目前G20主要的一個價值是提供一個場所，提供一個空間和機會，讓各國來尋找和形成這個共識，大家共同來按這個共識行事，這樣的話會對世界經濟有幫助。
北青報：是不是還是有可能，G20可以發展成一個經濟的長效治理的機制，並促使和保證共識能夠落地？
屠新泉：我個人覺得是需要契機，需要歷史時機。
北青報：一個什麼契機呢？
屠新泉：現在是一個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世紀，大家對全球化本身都存有很大的分歧，尤其是發達國家內部都有很大的分歧。這種全球範圍內的共識，什麼時候能再出現，誰都説不好，往往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波折和挫折，才能找到機會。不過，從長期來看，我覺得這種共識與過去相比要容易出現。
北青報：為什麼呢？
屠新泉：因為我們好歹是在一個陣營，即一個市場裏頭。無論如何，從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來説，全球化是必然的選擇，這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基本規律。你要擁抱更大的市場，有更加自由的經濟，但是在這個自由經濟和開發市場的過程中，國內的一些社會調整要跟上，要配套，各個國家都在自己探索自己的模式，什麼時候能摸索到也不好説，各有各的困難，相信應該還是會找到一個方式，長期來看是樂觀的。
(責任編輯：吳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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