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國經濟的一大看點便是中國金融管制放鬆。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和我們今天金融小國的現狀存在著巨大的落差。中國希望成為一個金融大國、金融強國，中國從簡單的製造業進入智慧製造並不是在於我們缺乏人才，而是我們當前的金融壓制，這對我們的轉型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日前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分析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基礎上，從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産能力和産業組織方式、生産要素、市場競爭、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9個方面，全面闡述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

　　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直接表像，是經濟增速開始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過渡。而目前我們看到的資本市場表現與經濟基本面的脫鉤現象，也可能反映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特徵。這一新常態的特徵並非中國獨有的特殊現象，一些發達國家，比如我們的鄰國日本也出現了這種資本市場與經濟基本面脫鉤的發展格局。

　　進入2015年，中國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還將面臨諸多挑戰，可以説，2015年是中國經濟痛定思痛的一年。在經濟新常態的全新發展模式下，我們不可能再期待兩位數的出口，不可能再期待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不能再依靠政府來刺激經濟，我們要回歸市場經濟本身。筆者認為，未來更多機會應該交給市場和企業，相信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由資本市場支撐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格局會走得更遠。

　　消費力趕不上

　　中國如今面臨的第一個大挑戰便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已經形成了世界最大的加工廠，是具有最強大的生産能力的國家。然而，如今世界經濟已經進入週期調整，全球市場的萎縮使得中國巨大的生産能力不知如何釋放。如何化解産能，將企業生産力消化成利潤增長，進而支撐消費端，是擺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巨大挑戰。

　　我們的生産能力是一流的，但是我們一旦利用家庭消費能力來支撐中國的增長就不行了。在筆者看來，中國的消費受制于三大結構性挑戰，使得我們短期內釋放消費端市場來化解生産能力十分困難。

　　第一大結構性消費挑戰來自於中國中西部和沿海城市的收入差距。中國當前亟需解決沒有錢消費的問題。今年9月底，中央深改小組審議通過了有關農民股份合作和農村集體資産股份權能改革試點方案，標誌著農村集體資産産權試點工作即將全面展開。11月下旬，中辦、國辦又聯合印發《關於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對農地流轉做了詳細規定。12月初，中央深改小組又審議了《關於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這一系列的措施都是在逐步解決好農民土地流轉問題，讓農民收入儘快增長，這是支撐中國消費市場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第二大結構性消費挑戰在於中國消費結構性抑制。如今我們沿海城市分享了改革開放的紅利，獲得了巨大的收益增長，但是卻面臨有錢不敢消費的尷尬。為了解決消費的後顧之憂問題，國家強化了2015年民生工程的投入，這也是我們財政政策走向寬鬆和2008年走向寬鬆非常不同的結構差異化特徵——這次我們財政政策更多是投向民生工程。當然，中西部的發展也需要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我們還需要向海外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工程。

　　第三大結構性消費挑戰來自於中國消費端安全的問題。如今我們普遍發現，中國消費者有錢卻不在中國消費。就網路購買情況來看，據美國調查公司尼爾森統計，2013年在中國有1800萬人通過網際網路購買海外商品，金額總計達到了2160億元。據尼爾森預測，到2018年，中國購買海外商品的消費者將增至3560萬人，消費額將超過1萬億元。要讓中國消費者的錢留在國內，我們不僅需要解決當前的中國食品安全問題，還有消費者利益保護問題，讓老百姓安心地在中國市場上消費中國企業生産的産品和服務。更深入地看，這一問題涉及到我們的法治環境、消費環境。因此，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所提到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正是改變中國消費端的安全問題、誠信問題。

　　當然，這三個消費端問題在短期內是無法通過投放貨幣增加收入來解決的，但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重視中國資本市場未來的發展，已經明白這不是一個融資平臺，而是一個財富增長平臺。從這一角度來看，讓好的企業留在市場，形成造血功能也是未來能儘快化解中國生産能力和消費能力巨大落差的重大切入點。

　　金改落差大

　　在筆者看來，2015年中國經濟的一大看點便是中國金融管制放鬆。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和我們今天金融小國的現狀存在著巨大的落差。中國希望成為一個金融大國、金融強國，中國從簡單的製造業進入智慧製造並不是在於我們缺乏人才，而是我們當前的金融壓制，這對我們的轉型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因此，如何在2015年充分發揮民營資本、民營金融，充分發揮新生態網際網路金融，這對我們未來中國經濟的轉型，中國産能的優化都會帶來非常大的影響。

　　此前，中國銀監會副主席閻慶民在談到網際網路對金融市場帶來的變化時表示，“對新事物還是要包容，適度地容忍，它只要沒有釀成區域性風險或者破了銀監會此前的一些規定，銀監會應該是同意它的，最後才能提出一個新的辦法。”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央行以及銀監會等金融監管部門針對發展火熱的網際網路金融展開了一系列密集的調研，作為尤其是P2P的監管部門，今年以來，銀監會也對網路借貸進行了多輪調研。

　　由此可見，國家已經開始對發展網際網路金融給予了非常大的政策支援，因此2015年中國新常態下的結構優化可能在金融平臺上會有非常明顯的變化。

　　從更深的層次來看，網際網路金融帶來的是推動體制機制改革的契機。這體現在，它既對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對政府監管模式提出新的要求，促使監管部門學會從事前監管，逐漸過渡到事中和事後監管。這進而會逐漸帶來金融領域的變化，降低進入門檻，提升運營門檻。而這些轉變其實就是政府在運用市場的“無形之手”，而非行政的方式來管經濟、管金融，激發企業活力、推動企業創新。這正是經濟改革和金融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同時，它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也帶來啟示，這就是要加大開放、增加競爭。這樣，傳統金融業務也好，網際網路金融也好，乃至其他更多新的業態都會自己進來，而不存在金融中心可能會不適應新金融業態的問題。

　　2015年，無論是在理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方向時，還是理解自貿區要複製推廣的過程中，我們都要記住中國要解決的兩大問題：一是産能如何尋找市場問題；二是我們如何通過金融強化來把人民幣推向國際舞臺。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問題是經濟短缺，我們需要招商引資，我們需要給予一定的成本補貼，讓更多企業發揮能力。而如今，失業問題並不是我們的主要問題，産能放大早已是過去式，我們已經是世界最大産能的發源地。2015年經濟新常態優化在於中國需要一個強勁的市場，這個市場是雙輪驅動的，一方面要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對內要不斷通過管制放開，加大銀行混業經營的發展模式，另一方面還要積極地走出去。

　　今天中國經濟解決全體國民收入小康社會問題，要以消費支撐中國經濟增長是異常困難的，所以當中國13億人口把少量資金集中在我們銀行體系、金融市場時，我們要考慮怎麼樣把資金配置起來。

　　當前，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未來發展的主導權在投資，投資給我們帶來更多機會，如果今天中國經濟失去了投資這個很好的支撐，企業投資信心將會走向空心化，再通過消費來支撐中國經濟是非常困難的。儘管當前我們痛苦於找不到市場，但是我們還是必須投資和消費“雙輪驅動”，不斷來解決抑制我們消費的結構性問題，爭取能緩解壓力。

　　貨幣超發後遺症

　　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我們在新常態下的調整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問題更多來自於內部。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2008年貨幣超發的後遺症還在發酵。

　　2008年為了急於轉變出口依賴的增長方式，解決就業、稅收以及企業産能消化等問題，政府出臺4萬億投資的寬鬆貨幣政策引發銀行壞賬、債務違約等諸多後遺症，然而政府卻實施逆勢的産業政策，擴張産能。

　　這一系列的後遺症導致了，如今發達國家在經歷經濟危機之後開始輕裝上陣，然而我們依舊原地踏步，企業家執著于修復資産負債表、解決資金鏈困境和高杠桿率等問題。

　　在筆者看來，2008年貨幣超發的“後遺症”主要反映出多個方面，除了眾所週知的産能過剩外，另一個便是消費端“怪象”——老百姓不停地在尋找高收益的理財産品。2008年至今，我們貨幣實際上是相當寬鬆，奇怪的是，中國在這一階段金融創新工具是蓬勃發展起來了，但是結果導致資金成本不斷上升，這個“怪象”的背後是資源配置出現了失衡問題。如今，國家的貨幣政策從寬鬆走向穩健，非常重要的一大原因便是要遏制過度貨幣寬鬆帶來購買力下降的預期。當前的“全民理財”便是這一問題的重要表現，本來我們就要化解生産端和消費端落差，但發現消費能力被理財所擠壓。這一“後遺症”也警告我們，國家在2015年不簡單以刺激經濟寬鬆貨幣和強大政府投資來解決問題。

　　而貨幣超發帶來的另一後遺症是貪污腐敗，這嚴重影響了地方政府引領地方發展的信心和主觀能動性。而第四個“後遺症”便是國進民退。政府大力度投資到頭來卻集中在少數人手裏。第五個“後遺症”便是對環境的破壞，如果不改變，我們的發展模式不尋求新常態下的新模式，便可能出現增長越快，企業轉身的空間越小，老百姓消費意願就會越弱的尷尬局面。

　　因此，筆者認為，在2015年，需要先掃除貨幣超發的後遺症，再發現經濟增長點，否則經濟增長將愈發脆弱。

　　新遊戲規則的挑戰

　　當然，2015年中國經濟新常態還面臨外部的挑戰。如今，歐美國家經濟低迷，他們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這些貨幣都是世界貿易結算強勢的貨幣，這些政策有強大的外部溢出效應，可能利好本國的經濟復蘇，但是對資本的流動，對匯率走勢都會産生巨大的波動。

　　如今，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對世界經濟的遊戲規則開始做出深度調整，這種調整確實代表一方面利益，卻向中國提出了巨大挑戰，如果中國不能隨之調整，繼續保持我們保稅區低成本的格局，那麼中國未來産能過剩的問題會更嚴重。

　　過去在全球化過程中，過度的繁榮掩蓋了不斷積累的結構性問題。為了解決本國的問題，在全球範圍，由美國一枝獨秀帶領著，全球的所有央行都開始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問題的後遺症越來越明顯，進入嚴重通縮狀態，寬鬆的貨幣政策將會伴隨相當長時間；亞洲方面，走出去的日韓企業産能落地需要強勁的歐美市場，因而亞洲貨幣也會為抗衡歐美寬鬆貨幣政策而被動升值，也需要寬鬆貨幣政策保駕護航。

　　因此，未來一年全球寬鬆貨幣環境還會持續，中國需要應對全球流動性氾濫但資金流動波動性大的局面，引導資金進入實際經濟的長期投資舞臺，這將考驗中國央行的宏觀調控能力。

　　2015年，我們還需要消化此前貨幣超發的後遺症，中國內部還處於週期調整，因此我們的困難比發達國家更大。發達國家用鈔票發行來解決自己的問題，但這會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正在進行的結構調整。世界遊戲規則正在朝著新方向變化，我們到底是搭這個遊戲的規則還是改變？對此問題，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筆者認為，未來央行的貨幣政策可能在兩方面釋放調整信號：一是通過中國企業的走出去，儘量減少低效率外匯佔款的問題；二是更多地釋放人民幣的跨境使用和人民幣互換機制的實現。

　　如今中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失衡關係未能得到解決，我國企業的競爭能力並沒有隨著産業結構的調整實現，反而出現實體經濟的盈利能力相對較弱。影子銀行業務的膨脹和資金成本的上升，均給政府帶來經濟調整的成本壓力，因此，未來貨幣政策如何定向地支援實體經濟的發展，考驗央行既要控制好低效率的外匯佔款，同時又能夠發揮人民幣積極的作用。

　　樂觀的四大新紅利

　　儘管2015年中國經濟面臨諸多挑戰，但筆者仍然對於發展表示相對樂觀。在新常態經濟結構中，我們不能再靠政府來刺激經濟，造成更多的後遺症，我們要回歸經濟本源——資源配置由市場決定。

　　在世界經濟遊戲規則已經改變的大背景下，我們要追求的是在新常態經濟下的新發展模式。因此，不可能再期待兩位數的出口，不可能再期待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更多的機會應該交給市場和企業。因此，筆者認為未來中國股市不應該在某些板塊上出現局部發力，而是需要投資者去找到好企業。2015年中國的資本市場如果能夠出現“投資好企業”的格局，那麼中國經濟新常態下，資本市場支撐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格局會走得更遠。

　　筆者預計，未來中國GDP增長預期依然維持在7.33％的相對低速增長狀態，全年度增長呈現下行態勢。美國的GDP第四季度的增長受到中國經濟和大宗商品低迷的影響，出現一個下行的預期。通脹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繼續保持低通脹的態勢，一年後通脹水準有所上升。

　　同時，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繼續保持強勁的增長態勢，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近來經濟的低迷，外商來華投資呈現出繼續減少的研判。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也使得出口額出現下行的態勢，這與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密切相關。中國企業不斷通過海外投資替代出口而産生具有“替代效應”的商業模式。綜合這些因素也將進一步導致外匯儲備減少。

　　不可否認的是，2015年是痛定思痛的一年。面對筆者上述提到的諸多挑戰，實體經濟很難在短時間內釋放出令老百姓滿意的強大回報。因此，我們還需要進行産業調整、産業升級。高回報格局的出現一定是“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前者依靠的是低收益套利，後者依靠的是智慧中國、依靠的是年輕人、依靠的是競爭力。

　　2015年，我們會失去舊的人口紅利，同時迎來新的四大紅利。這分別是：依靠智慧創造財富紅利；海外投資替代出口投資紅利；資源配置紅利；制度紅利。

　　當前，中國政府正在進行職能轉變，主要反映在三方面：重視民生問題、角色不錯位、職能不越位。政府的角色是監管，應該把市場交給金融家主體、企業家主體。企業的好壞是通過企業本身的優勝劣汰競爭來決定的，對於劣質企業一定要通過法治來採取監管，改變中國長期存在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從而轉移到“良幣驅逐劣幣”的正規上。

　　（孫立堅 作者係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由本報記者趙怡雯根據其在復旦-ZEW中國經濟調查發佈會上的講話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