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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濤認為，供給側改革離不開金融改革，特別是金融供給改革，增加金融供給本身就是供給側改革的應有之義。“進一步增加和豐富金融供給，不外乎金融機構供給，以及金融産品、金融市場、金融調控、金融治理供給。” “應在豐富金融機構體系、加強金融創新功能、完善金融宏觀調控、完善金融治理體系等層面發力金融供給。”管濤建議。
在筆者看來，化解上述三大金融領域難題凸顯了中國結構轉型的難度，不僅需要金融改革提速，更涉及到國企改革、簡政放權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 上文提到的第一個金融領域難點是貨幣供給與杠桿率的問題。一方面，今年以來，中國貨幣政策相當寬鬆，一季度新增貸款4.6萬億以及社會融資總量6.59萬億均創單季歷史新高；截至4月末，我國廣義貨幣(M2)的餘額已經達到144.5萬億元，同比增長12.8%。
中國金融業過去一直是政府管制嚴、準入門檻高、壟斷性強的行業，以間接融資為主的數量型擴張模式成為銀行的一致選擇，不良貸款的增加表明這種擴張正在難以為繼。標普稱中國債務佔GDP比重達232%，與之相匹配的則是廣義貨幣對GDP比率的高企以及銀行利潤的豐厚，與高債務額、高貨幣發行量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金融供給的極度短缺。
“2016陸家嘴論壇”于6月12日至13日在上海舉行。12日上午，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張濤在大會上發言指出，沒有充分的市場競爭，就無法倒逼金融機構提高金融競爭力，改善服務效率，創新服務方式。“所以，要鼓勵競爭、鼓勵創新，建立開放性的金融體系，這一點至關重要。”
張濤表示，市場退出制度設計的目標之一是促進金融業健康發展，維護整體金融穩定而不是保護業內每一個機構都不失敗、都不出任何風險。“該重組的重組，該倒閉的倒閉，增強市場的約束。一個沒有優勝劣汰機制的行業是不可能健康持續發展的。” 張濤強調，必須建立健全一系列配套的制度設計，包括存款保險制度、徵信體系建設、金融機構市場處置與退出機制等等。
而中國的金融監管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也發生過變化和調整，從最初的統一監管到分業監管。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可能出現一些不適應新形勢無限擴大貨幣發行。資金並非可以不斷供給，銀行的貸款也並非可以不斷增加。認為供應量多少完全是人為掌握的看法顯然存在偏頗，這種觀點應該在供給側改革過程中得到糾正和解決。
本次論壇主題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挑戰與金融變革”。 “金融體制改革需要通過豐富金融機構體系、健全金融市場體系、完善金融治理體系，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絕對性作用。從而進一步增加和完善金融供給，提高金融服務品質和供給的效率，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張濤説。 去年以來，作為中央銀行，人民銀行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會同相關部門也加大了對“三去一降一補”的金融支援力度，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2016陸家嘴論壇”于6月12日至13日在上海舉行。12日上午，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張濤在大會上就如何增加和完善金融供給，充分發揮金融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的作用發表主題演講。“作為中央銀行，人民銀行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會同相關部門也加大了對“三去一降一補”的金融支援力度，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張濤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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