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推動的“一號工程”，“一帶一路”可能成為未來十年最重要的國家戰略，沒有之一。如果僅僅把“一帶一路”看成一個區域規劃，那肯定低估了“一帶一路”的影響。從歷史視角來看，“一帶一路”可能改變中國在宏觀政策、經濟增長、政府行為以及國際收支等方面的運作邏輯，也會對現有的國際經濟金融格局産生深遠的影響。

　　(一)重構宏觀政策的邏輯

　　“一帶一路”標誌著中央逐步從需求緊縮倒逼供給改革轉向需求擴張配合供給改革的思路。2014年之前，中央的思路是通過相對中性的需求管理來倒逼供給改革，但由於內部反腐帶來的地方政府消極怠工以及外部全球經濟再平衡帶來的壓力，這種思路在實際執行中的緊縮效應超出了預期。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中央開始逐步摒棄需求緊縮的思路，先後採取了降準降息等需求擴張政策，但總體上看，對總需求的管理仍然偏緊。2015年可能成為真正具有轉捩點意義的一年，而這次轉折的核心抓手就是“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

　　歷史上看，任何一個新興大國在經過起飛的初期都是依靠投資和出口，而經過高速的投資和出口增長之後，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經濟增長點青黃不接的時候，都容易陷入産能嚴重過剩的困境。這個階段往往需要政府政策思路的大膽突破和轉型。美國在二戰之後的馬歇爾計劃，日本70年代的列島改造計劃，都是如此。這兩個計劃對美國和日本經濟帶來了深遠影響。如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大戰略也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重大轉捩點。

　　(二)重構國家資産負債表

　　從國際收支的角度看，“一帶一路”是中國在新常態之下對國家資産負債表的改造計劃，也是中國在國際舞臺上重構亞洲乃至全球秩序的一次戰略嘗試。過去中國的開放是以貿易為中心的、被動的單向開放，未來中國的開放將是以投資為中心的、主動的雙向開放，既要引進來，又要走出去。中國在連續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不僅積累了鉅額的國內財富，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海外財富。截至2014年，中國已擁有6.3萬億美元海外資産，凈資産達到1.8萬億美元，是僅次於日本的全球第二大海外凈資産國。但遺憾的是，中國如此龐大的海外凈資産卻一直伴隨著“負收益”，這主要源自對外資産和負債結構的不匹配，即我們的對外資産60%以上是央行手中低收益的外匯儲備，對外負債則有接近60%是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資，兩者的收益差導致我們在手握鉅額凈資産的同時卻要向別人支付投資收益。從宏觀上講，這實際上是通過犧牲GNP來換取GDP，並不符合國民福利最大化的原則。

　　扭轉這種困境的關鍵在重構國家的資産負債表，即加快非央行部門的對外直接投資，優化對外資産結構，提高對外資産的戰略收益。過去央行集中管理外匯資産的結果是大量配置美債等資産，這種資産不僅經濟收益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為美國和美元做了嫁衣，妨礙了人民幣的國際化，不符合中國的政治利益。現在通過“一帶一路”等國際戰略的實施，推動國內企業赴海外投資，既能推動國家對外資産的多元化，又能拓展中國的海外存在，推動戰略外交，一舉兩得。

　　(三)重構全球金融版圖

　　中國國家資産負債表的重構還將深刻的改變國際金融版圖，未來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將大有作為，打破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IMF和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對國際金融版圖的壟斷。歷史上，日本和美國在這個階段同樣都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而當國家需要通過對外産能輸出化解産能過剩時，外匯儲備恰好可以用於為國內企業的海外拓展提供融資支援，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多邊金融機構。美國主導建立了世界銀行，日本主導建立了亞洲開發銀行，這一方面可以支援本國的海外投資，另一方面也讓兩國在國際舞臺上掌握了更大的話語權，這正是目前中國最為需要也最為欠缺的，而亞投行的出現將徹底改變這一窘境。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等美國的西方盟友已經先後宣佈加入亞投行，南韓、澳大利亞也基本確定加入，由美日壟斷的國際金融版圖開始悄然瓦解，這或許意味著一個金融多極化的新時代。

　　(四)重構經濟運作的邏輯

　　“一帶一路”可能點燃繼1992年南巡、21世紀初入世和2009年四萬億之後的第四次投資熱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三次投資熱潮。第一次是1993年，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前，各地掀起市場經濟的第一波投資熱潮，當年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增速達到創紀錄的62%。第二次是2003年，亞洲金融[0.30%]危機之後的産能收縮告一段落，在2001年入世的制度紅利和人口紅利疊加的影響之下，房地産和製造業投資迎來黃金增長期，推動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連續三年保持25%以上的高增長，直到金融危機爆發。第三次是2009年，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巨大壓力，中央果斷推出4萬億的所有刺激計劃，當年固定資産投資增速達到30%，拉動中國經濟迅速觸底回升。在那之後，投資便在産能過剩的壓力之下持續回落。尤其是2013年八項規定以來，地方政府明顯消極怠工，全社會的固定資産投資增速從20%以上大幅滑落至15%，創2001年以來的新低。

　　不過，隨著“一帶一路”戰略進入落實階段，投資低迷的趨勢可能出現逆轉，中國經濟的第四次投資熱潮可能即將拉開序幕。從純經濟角度看，相關項目建設將直接或間接的拉動投資和經濟增長。我們根據公開新聞收集的資訊統計，各地方“一帶一路”擬建、在建基礎設施規模已經達到1.04萬億元，跨國投資規模約524億美元，考慮到一般基礎設施的建設週期一般為2~4年，2015年國內“一帶一路”投資金額或在3000~4000億元左右；而海外項目(合計524億，每年約170億美元)基建投資中，假設1/3在國內，2015年由“一帶一路”拉動的投資規模或在4000億元左右。考慮到基建乘數和GDP平減指數的影響，我們預計將拉動GDP增速0.2-0.3個百分點。

　　(五)重構地方政府行為模式

　　從政治角度看，一帶一路可能重新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由此産生的經濟帶動作用可能遠超預期。就像一顆炸彈扔進炸藥庫，它不單是一顆炸彈，更是一個導火索，新一輪的地方政府投資衝動可能隨之引爆。各地方政府都已經認識到，“一帶一路”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推動的最重要的國家戰略，沒有之一。從2015年地方“兩會”透露的資訊來看，各地都在爭先恐後的上項目，對接“一帶一路”戰略，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一帶一路的關鍵節點。這可能從根本上逆轉近年來反腐導致的地方政府消極怠工現象，使地方政府被壓抑的投資衝動重新爆發。從這個角度説，如果只把一帶一路看成一個産能輸出的中國式馬歇爾計劃，恐怕是嚴重低估了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