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年初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經濟區的戰略構想以來，從中國最高領導層，各部委再到地方區域都有許多行動。從地理分佈來看，一帶一路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也是多種文明的交匯之所。稠密的人口和豐富的資源，説明瞭巨大的經濟潛力。但是同樣不穩定的政治，落後的基礎設施，也意味著區域整合的艱難。12月21日，盤古智庫發佈了《絲綢之路大自貿區建設構想》研究報告，這一由年輕學者為主提出的獨立智庫研究報告，對整個一帶一路做了全面戰略構畫，那麼這樣一個大自貿區是怎麼樣的頂層設計，又有哪些具體的改革？南都就此報告專訪了課題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馮維江副研究員。

　　“一帶一路”對中國極強的現實意義

　　自由貿易區今年可謂一個熱潮，你們的報告既提到了國內要建立自貿區，又提出了“一帶一路”大自貿區的概念，這之間有什麼樣的差別，有著怎麼樣的意義？

　　馮維江：自貿園區、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協定是三個不同的概念。國內不少自貿區實際上指的是保稅區之類的自貿園區，劃出一片地方，享受優惠政策，一般意義上屬於政策洼地。上海推行的自貿區，準確説叫自貿試驗區。與自貿園區不同，在某種意義上説正好相反。它不是政策洼地，更像是壓力測試區。測試我們一旦實施負面清單管理、準入前國民待遇等所謂“高標準”時，國內政府管理和産業發展能否經受住衝擊。自貿協定(FT A )所對應的自貿區，按照世界貿易組織[微網志]的解釋，是指兩個以上的主權國家或單獨關稅區通過簽署協定，在世貿組織[微網志]最惠國待遇基礎上，相互進一步開放市場，分階段取消絕大部分貨物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改善服務和投資的市場準入條件，從而形成的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特定區域。其成立是基於國家之間的協議而非國內法規。我們的報告提出“一帶一路”大自貿區，既包括基於國內法規設立的自貿園區部分，也包括基於國家間自貿協定成立的自貿區部分，同時也可以承擔先行先試的壓力測試任務。其中，自貿區同時涉及國內與國際的協調，是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僅就自貿區來説，目前我們已經和很多國家在談判或已簽訂自貿協定。梳理這些協定，大概可分三類。第一類，只要對方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我們就和對方簽訂自貿協議。第二類是和能源以及原材料産地簽自貿協議。第三類是對中國經濟有較大不對稱依賴的國家或地區。所以你可以看到，自由貿易協定實際上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考慮，而是一個綜合考慮。FT A本質上是公共部門對私人部門的讓利。對哪些國傢俬人部門讓利，以何種形式和程度讓利是有選擇性的。特別是對大國而言，簽訂FT A更是一種尋找朋友的政治決斷，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要統籌考慮。

　　那麼具體而言“一帶一路”區域戰略對於中國有著怎樣的現實意義？

　　馮維江：“一帶一路”戰略選擇是有現實意義的。一方面，該戰略不僅是一個外向型選擇，而且還是一個內部調整戰略。中國的産業現在面臨轉型，一些産業看整體是“過剩産業”，但是要細分的話，其中某些領域過剩，另外一些領域則未必。比如鋼鐵産業，普通建築鋼材可能是過剩的，但是許多特種鋼則是産能不足的。所以需要考慮到這種産業結構上的差異，準確定位哪些是真正的“過剩産能”，再看看“一帶一路”上有些國家對這些領域産品有沒有需求，通過適銷對路的産業溢出來解決國內的産能過剩問題。從這一點上講，“一帶一路”有解決過剩産能、維護國內就業的功能。另一方面，“一帶一路”還為我們增加對歐合作提供了平臺。中國和歐洲分處“一帶一路”的兩端，與中間地帶相比，擁有相對更好的發展表現，有力量也有道義責任為跨區域大合作作出更多貢獻。在此過程中也能夠增進中歐雙邊的信任與合作，降低美歐T T IP談判將中國在世界中美歐大三角關係中邊緣化的風險。

　　歷史上“一帶一路”長期是文明發達，經濟繁榮的地區，但就現實而言，這一區域政治上長期動蕩，基礎設施落後。要求較高的自由貿易區是否能夠在這一地區落地推廣？

　　馮維江：這裡必須要看到中國的一體化思路和歐美一體化思路的差異。就其本質而言，歐美倡導的新自由主義發展觀，是一種制度改革導向的發展路徑，其假定是如果一個國家政治透明度低、經濟管製程度高、金融自由化或深化不足，那麼在這些國家進行投資的風險就很大，還可能會助長其國內的腐敗等問題，所以應該先要求它開展制度改革，實現市場化、自由化等，而援助和投資應當與這些改革綁定，有改革就有援助，不按照要求來，甚至要撤回援助。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與發展模式，可能降低了援助者的風險，但是被援助國的風險就非常大。基礎設施導向的發展路徑就不一樣。其假定是非常樸素的自下而上的“要想富，先修路”。路一旦通了，本地的勞動力、資源、資金等就能夠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接入全球市場，享受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一旦基層民眾享受到了這些好處，觀念也會隨之逐漸發生變化，上升的慾望就會進一步要求制度上和觀念上的開放與改革，推動整個國家更好地融入現代世界經濟網路。這也是中國自己的基本經驗。但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才知道。每個國家都應當選擇適合自己的道路，這是各個國家的權利，也是各個國家的責任，但歸根結底還要看各國自己的戰略決斷。所以，“要求較高”的自貿區要在“一帶一路”落地生根，很可能是一個自下而上的漸進過程，面臨的挑戰會更多，也需要更多的戰略耐心，當然未來的回報也可能更大。

　　對外走出去和內在經濟轉型同步

　　除了對外經營“一帶一路”大自由貿易區和建設歐亞鐵路的H大戰略，同時也提出了國內的區域産業升級，那麼這兩者之間怎麼協調，會不會有衝突？

　　馮維江：對外合作戰略必須要有堅實的國內基礎，才能得到持續有效的執行。馬歇爾計劃之所以能順利實施，很大程度是因為獲得了美國國內的支援。美國國內很清楚這一計劃能夠解決國內富餘産能和就業的問題。企業能得到訂單，工人能維持甚至增加工作，皆大歡喜。“一帶一路”提出後，國內有一些不理解的聲音，認為國內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水準尚不平衡，中西部地區還有很大的缺口，為什麼不去彌補國內缺口，而是要動用外匯儲備去搞海外投資。實際上，外匯儲備是人民銀行[微網志]發行貨幣從出口部門等取得的，不可能再次用於國內。而資産對外的合理運用，可以帶動國內的生産、出口和就業。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夠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這對於國內經濟主體在全球配置資源能力的提升是有非常大的好處的。我們提H大戰略、天元戰略時，也是希望把對外的自貿區與國內的促進區域産業升級的自貿園區互相補充的邏輯理順，把這個道理講清楚。在詳細的規劃中，會考慮到國內不同地區和“一帶一路”不同國家的特定情況，做到“一地一策”和“一國一策”，實現國內與國外發展策略的貫通，保證“走出去”和經濟轉型的同步。

　　報告中專門對新疆和長江流域進一步開放，對面向未來和世界的“一帶一路”而言，這樣兩個區域有著怎麼樣的重要意義？

　　馮維江：我們以前説內陸邊疆地區，一般認為其區位開放條件較差，開發也不足。但是實際上，這些地區將成為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戰略迴旋空間。大國和小國不同。大國有腹地，小國沒有腹地，所以小國是國際“價格”的接受者，是國際風險或者外部衝擊的被動接受者。大國因為戰略迴旋空間足夠大，所以可以更好地應對外部衝擊乃至影響國際環境。通過“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等戰略的實施，中國可以把傳統的對“穩定”有很高需求的地區，轉變為發展導向的地區。通過大量的安全方面的投入來維持“不出事”的局面，並不是真正的安全狀態。大量的生産性資源被耗費到安全領域，其效果大致等同於破壞性事件發生造成同等規模的損失。內陸與邊疆地區的開發，只有真正把當地生産要素的活力釋放出來，使其能夠通過市場機制充分實現價值，只有把當地的利益與國家整體利益通過好的機制捆綁起來，才能為穩定提供持續的基礎，最終實現不需要那麼多安全領域的投入，也能夠維持和平穩定發展局面的效果。長江經濟帶穿過中國的中心地帶，在圍棋上中心即是天元，這是決定成敗之爭奪的關鍵點。天元戰略就是要以西安、鄭州、長沙、武漢、重慶、成都組成一個“天元戰略”城市帶。這個城市帶覆蓋了傳統的工業聚集區，雖有雄厚的老工業基礎，但同時也意味著調整起來相對困難，産業升級的負擔較重。現在通過聯通內陸沿海的長江經濟帶和溝通國內外的“一帶一路”，有望實現跨區域整合發展，統籌解決單一地區難以解決的問題。

　　和其他國家比較，中國在區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中，最大的比較優勢是什麼？短板又是什麼？

　　馮維江：中國的比較優勢很多，第一，中國是唯一各種産品門類齊全的國家，不管是普通生活資料，還是大型的基礎建設的機械，中國能對産業的合作和發展提供向上走的基本支撐。第二，中國的市場很大，其他國家需要這樣的市場。第三，中國是聯合國[微網志]常任理事國，一貫主張和平、主持公道，也擁有一定的主持公道的軟硬實力。和中國合作，可以避免很多非經濟因素的干擾。我們的劣勢也很多，目前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國內發展不平衡，等等。我們只有一個對內的發改委，並沒有主導對外經濟發展事務的機構。對外援助、對外投資、對外貿易、經濟外交等等，相關職能和工作分散在不同的部門之中，需要有更高的協調機制才能形成合力。

　　提升中國全球領導能力需要戰略耐心

　　從整個報告而言，主旨就在推動中國全球具有領導力的經濟體，改造短板是一個系統的改革，這方面有什麼需要重視的嗎？

　　馮維江：要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力量，肯定是一個更為系統的工程。首先國內還是要放鬆管制，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再者，政府的承諾一定要履行，節制自身行為。産業發展不可能單靠特定的産業政策就能帶動，最重要的還是要提供一個競爭的環境，提供一個試錯的環境。這需要金融系統的改造，我們是銀行導向的金融系統，善於平衡跨期風險。但是我們並不能像金融市場導向的金融系統那樣分散創新風險，事實上市場百分之九十的創新都會失敗，但是成功的那百分之十能夠帶來足夠的收益。以前我們可以大量通過外源創新的激勵實現産業結構升級，通過特定的政策支援，很快對一個外來技術完成産業化，通過市場規模來支撐起這個産業的快速發展。現在我們的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個必須要更多依靠本土創新的階段，如何完善改造我們的金融系統，這也是我們在報告中反覆強調的融資方式的創新，金融制度的改革。

　　從報告中也看到，還有很多國際力量在推動絲綢之路計劃，中國自身也有一個系列自由貿易區建設。這樣的話很有可能産生國際合作中的麵條碗現象，各種小機制層出不窮，就一帶一路這樣一個龐大的區域而言，怎麼才能形成一個較為統一的機制呢？

　　馮維江：我們確實需要一個合作機制的整合。國際政治經濟學界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東亞的合作機制究竟是不足還是過剩？當然這其實是硬幣的兩面，不能説雙邊和多邊的小機制過多，合作機制就過剩了。麵條碗效應一般來説都是反映了更大更廣闊更深遠的合作機制，如果有一個更完整的合作機制，就可以把這些小機制歸併到裏面去。當然這也是個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問題。目前我們在東亞地區可以看到美國推動的T P P，就是想完成這樣一個整合。在絲綢之路帶上，也有很多類似的想法，比如俄羅斯推動的歐亞聯盟，就有著自己的想法。對於中國而言，發出自己的聲音，提出自己的意見，積極推動自己的整合措施，這些都是十分有必要的。我們還應該推動各國進行協調談判，對這些機制做合併同類項的工作，確定一些基本的規則，制定立元規則，未來的各種協議應在這些基本規則約束的框架下制定，這樣就能夠最終實現規則的趨同，而不是造成日益複雜和分化的碎片化的規則網。制定元規則，這是真正發揮主導作用之所在。

　　這樣的大型區域經濟整合，國際上有什麼比較好的先例值得中國參考？

　　馮維江：這麼大的區域整合，先例很少。歐洲算是比較好的完成了整合，但是其具體的條件非常不同。歐洲一體化是從煤鋼共同體發展起來的，這就反映了當時的生産模式高度依賴地緣的事實。現在生産已經全球化了，需求也是全球化的，所以煤鋼聯盟的方式實際已經無法成為區域合作的基礎了。我們目前雖然“一帶一路”已經開始動員了，亞投行、絲路基金等等已經開始做了，但是我感覺動員的過程才剛起步。我們在報告中反覆強調前期動員的重要性。因為沒有充分的動員，未來要推動合作的風險會很大。所以我們特別強調“戰略耐心”，就是要把前期的動員做好，與各國的溝通做得更紮實一些，讓他們真正了解他們在“一帶一路”的位置、利益和風險，最終達成一套可以“自動履約”的協定。

　　目前我們已經推出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銀行這些新的區域經濟整合措施，我們也看到國際上還有很多舊的區域合作機制，一定程度上，這些舊的機制也是我們推動新的機制的一些阻礙，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

　　馮維江：我想大概有這樣幾種方式，第一是小的機制合併為大的機制，這一點我們在報告中也反覆強調了。第二就是儘量細分市場，在功能上實現互補。從一帶一路範圍內的國家看，基礎設施缺口非常大。即使把各種機制的現有資金規模加在一起，仍然無法滿足需求。這就需要細分市場，互為補充。第三還是應該借鑒“破産保護”的方式，老的機制效率低下了，應當有平臺及程式對其人力資源等重新組合，分流到新的機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