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市沙坪壩區，童家橋村第一個享受到了農村集體資股份合作制的改革紅利。過去三年，村集體資産管理公司累計分紅800多萬元。最多的一戶分到接近4萬塊錢。

　　三年前，童家橋村裏開始試點集體資産股份化改革，成立了以破産村辦企業廠房為主要資産的集體資産管理公司。集體財産按照相應規則量化到每一個村民，村民們都成了股東。

　　童家橋村毗鄰主城區，廠房的物業租賃收入客觀而穩定。目前，該村集體資産管理公司的估值已經達到了7000多萬元。公司不僅連續三年分紅，還投資建設了一個工業園區。

　　2014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的改革元年，新一輪農村改革正努力讓農民在農村的“死資産”變為“活資本”，從而增加農民的整體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2012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1：1。

　　本月1日，在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農村集體産權制度改革研究座談會上，與會代表透露，有關積極發展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産股份權能改革試點方案即將公佈。

　　與會代表還透露，改革試點將兼顧東中西不同區域，選擇若干有條件的縣（市）為單位開展，試點工作在2017年底完成。

　　農村集體資産是指歸鄉、村、村小組集體全體成員所有的土地等資源性資産和非資源性資産。後者涵蓋集體所有的流動資産、固定資産等，比如村辦企業等。

　　在堅持集體所有的前提下，農村集體産權制度改革將集體資産折股量化到人，變農民共同共有的産權制度為農民按份共有的産權制度，使農民按份享受集體資産收益。簡言之，農民能像公司股東一樣獲得收益。

　　中國農業部的數據顯示，截止2013年年底，在全國58．7萬個村和497．2萬個組中，已有2．8萬個村和5萬個組完成農村集體産權制度改革，已經量化資産4362億元，累計股金分紅1563億元，僅2013年當年分紅將近300億元。

　　重慶市農委主任夏祖相説，農民收入中財産性收入比例很低。以重慶為例，農民財産性收入佔比不到3％。在務工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短期內難以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通過推進集體資産改革，有效盤活閒置資産，能大幅增加農民財産性收入。

　　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及其他相關數據顯示，中國的農村經濟正在不斷發展壯大，非資源性資産達到2．4萬億元。然而，隨著農村集體資産規模的不斷增大，以及工業化城鎮化的深入推進，一系列問題逐漸凸顯出來。

　　農業部副部長陳曉華表示，由於資産歸屬不清、管理不嚴導致的資産荒廢和閒置，有不斷流失的風險；隨著農村社會結構的變化，農村各類人群要求參與分配和主張權利的呼聲越來越高，引發了一些社會矛盾；由於農村治理機制不健全，出現了“小官大貪”的現象。

　　重慶九龍坡區金鳳鎮大鹽村2013年6月實施産權改革，全村5000多萬元集體資産被折股確定到人頭。村名袁明説：“以前村裏的資産‘人人都有，人人無份’，資金怎麼用，效益好不好，是一筆糊塗賬。改革後全村老少都是股東，資産是大家有責任管好它。”

　　大鹽村成立了村務監督小組，集體經營收入、支出每筆錢，都要會計解釋清楚，算清賬目。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表示，農村集體産權股份合作制改革等於直接“把資産算在農民頭上”，同時賦予了農民作為股東，享受分紅權利、監督集體資産、參與集體經濟發展的權力，對於改變農村普遍存在的“村幹部説了算”，以及集體共有財産“糊塗賬”、流失貪腐等現象將發揮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