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天。這是亞投行從提出倡議，到正式開業的時間。

　　贏得了這場與時間的賽跑，得益於中國及各個創始成員國在溝通與磋商中展示出的“奧林匹克精神”，無論是組織架構還是運營管理都迅速有效達成共識。同時，還得益於各方利益“公約數”最大化帶來的“人氣”，擁有全球近一半人口的亞洲通過改善基礎設施打破區域經濟增長的“掣肘”，通過推動投資增長，擴大全球總需求，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推動世界經濟加快復蘇。

　　也正是在這樣互利共贏的局面下，亞投行的起點從來就不是“亞洲俱樂部”，而是包括英、法、德在內57個成員國的另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多邊開發機構。這不僅有助於促進亞洲國家間的經濟一體化，也有助於亞洲與包括歐洲在內的其他大陸經濟更深入的融合。

“爭分奪秒”的成立歷程

　　回顧亞投行成立過程，幾乎可以用“爭分奪秒”來形容。

　　2013年10月，習近平主席與時任印尼總統蘇西洛在雅加達舉行會談時提出，為促進本地區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方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個月之後，籌建亞投行進程在北京啟動。在緊隨而來的2014年1月、3月、6月、8月、9月召開了5次籌建亞投行的多邊磋商會議。

　　密集的會議背後，更多的是激烈的交鋒和艱苦的準備工作。在2014年這一確定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關鍵階段，作為財政部主管副部長，史耀斌從年初就開始頻繁出訪相關國家做工作。一位參與亞投行籌建的工作人員回憶説，3月8日馬航航班失聯事件發生時，正處於與東南亞國家籌建磋商的關鍵階段，亟需儘早出訪。但如果在計劃時間內完成既定走訪任務，部分航段僅有馬航航班可選，史耀斌和工作人員置風險于度外，毅然搭乘馬航航班，連續走訪東南亞5國，在最短時間內實現了預期目標。

　　正是在這樣的緊鑼密鼓的籌備下，2014年10月24日這天，21個亞投行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在人民大會堂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標誌著各方共同決定成立亞投行。僅僅用了一年時間，從一國倡議的星星之火，已成為多國參與形成的“眾人拾柴火焰高”的情形。

　　隨後亞投行籌建轉入多邊階段，重點不只是吸收新意向創始成員國，更要加快推進亞投行法律協議的磋商進程。而關係到亞投行運營的相關框架，以及其他重要政策文件，都必須在各國財政部副部長為主的首席談判代表會上進行。從昆明到孟買，從阿拉木圖到北京，從新加坡到第比利斯，從法蘭克福到雅加達……經過一次次臺前激烈交鋒、臺後斟酌打磨，《亞投行協定》終於在新加坡歷經3天艱苦談判終達成一致，為亞投行按時完成籌建、順利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2015年12月25日，恰逢耶誕節，亞投行在喜慶的氣氛中宣告成立。這也成為中國和各個創始成員國送給世界人民的一份“聖誕禮物”。事實上，在這天成立不是“選”出來的，而是由於同時滿足至少有10個國家批准、且這些國家初始認繳股份總和佔比不少於50%這兩個條件，《亞投行協定》正式生效，亞投行法律地位也得以確立。因而，也有人形象地説，這相當於亞投行“領證”了，1月16日則相當於“大擺宴席”，正式開業。

　　機制合理保障各位成員“當家作主”

　　亞投行這個大家庭到底“長”什麼樣？

　　目前，這個大家庭中共有57位成員，中國、印度、俄羅斯、德國和南韓，為前五大股東。

　　這麼多的家庭成員如何當家作主？這首先就涉及到投票權的問題。“亞投行的總投票權包括三部分：股份投票權、基本投票權，以及創始成員享有的創始成員投票權。”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向記者介紹説，股份投票權等於成員國持有的股份數；基本投票權由創始成員和普通成員平均分配；此外，每個創始成員同時擁有600票創始成員投票權。

　　按照上述規則測算，在1000億美元亞投行的法定股本中，中方認繳股本為297.804億美元，現階段為亞投行第一大股東，且投票權佔總投票權的26.06%，也是現階段投票權佔比最高的國家。史耀斌表示，以後隨著新成員的不斷加入，中方和其他創始成員的股份和投票權比例均將有可能被逐步稀釋。

　　後續成員國吸納、項目選擇、日常事務決策……開業後的亞投行如何運轉，也非常令人期待。作為一家國際金融機構，亞投行治理架構由理事會、董事會和管理層組成。由所有成員國代表組成的理事會，是其最高決策機構，參與亞投行的治理和重大事項決策。亞投行成立後，中國財長將擔任亞投行中國理事，並指定一名副財長擔任副理事。經國務院批准，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擔任亞投行中國理事，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擔任副理事。董事會將在理事會授權下行駛決策和監管權力；管理層在董事會指導下開展銀行日常業務。

　　據了解，成立後亞投行將繼續吸收新成員。根據《亞投行協定》，新成員加入，需理事和投票權均超過一半才算通過。那麼，新成員和創始成員有啥區別？《經濟日報》記者了解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創始成員參與籌建，特別是參與《亞投行協定》條款的制定，而新成員需接受既定條件才能加入；二是每個創始成員享有六百票創始成員投票權，新成員則沒有；三是在理事提名董事並進行投票、董事任命副董事時，創始成員享有優先權，即每個創始成員均有權在其選區內永久擔任或輪流擔任董事或副董事。除此之外，新成員在參與亞投行治理、重大事項決策等方面與創始成員所享有的權力、責任和義務相同。

　　融資和盈利將是未來發展的重難點

　　成立的速度之快，成員國參與積極性之高，都反映出亞投行極高的“人氣”。那麼，這“人氣”從何而來？換言之，亞投行能為成員國乃至世界帶來什麼？

　　作為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亞投行主要向成員國提供低息貸款，用於亞洲基礎設施項目所需資金，比如機場、公路、電信、鐵路、城市建設等等。而這恰恰是亞洲區域經濟發展最需要的支援。

　　亞洲經濟佔全球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擁有全球近一半人口，是當今世界最具經濟活力和增長潛力的地區。但因建設資金有限，一些國家鐵路、公路、橋梁、港口、機場和通訊建設嚴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區域經濟發展。據測算，在2010-2020年期間，亞洲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總需求高達8萬億美元，年平均投資約需7300億美元，其中68%用於新增基礎設施的投資，32%用於維護或維修現有基礎設施。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多邊開發銀行在亞洲基礎設施領域的年度投資規模僅約為100-200億美元。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設立亞投行，動員更多資金，支援域內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將為亞洲經濟增長注入長久動力。對西方國家而言，亞投行則擴大其對投資品的需求，為疲弱的世界經濟注入動力。

　　亞投行的成立，僅僅是個起點，未來還有更遠的路要走。

　　對於初始註冊資本金為1000億美元的亞投行來説，未來要想為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更豐富的資金，亟需建立合理的融資模式。在運營初期，亞投行將主要向主權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主權貸款，針對不能提供主權信用擔保的項目，引入公私合作夥伴關係模式。

　　此外，在史耀斌來看，亞投行未來運營的重點之一是解決好如何盈利的問題。“有三種途徑。一是要選擇好的項目，既見效快又利於地區經濟發展；二是與其他多邊開發機構合作，加強項目的有效管理、盡可能讓各成員國的意願都能有效實現；三是完善治理結構，按照公開、透明、合理、有效等原則，和成員國之間達成共識。”史耀斌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