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前，全球可持續發展站在新的重要關口。經過長達2年多的艱苦談判，8月2日聯合國各方就2015年後發展議程達成一致，形成的最終文件《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將提交本月舉行的聯合國發展峰會正式通過。這一新的發展議程將給世界經濟帶來哪些影響？當前全球可持續發展態勢如何，蘊含哪些機遇和挑戰？如何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今天刊發幾位專家的文章，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王 毅：消除貧困 保護地球 共用繁榮 全球可持續發展進入2.0時代

　　今年8月初聯合國各方就2015年後發展議程達成一致，其共識文件《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將提交9月舉行的聯合國發展峰會正式通過。這是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又一個里程碑，全球可持續發展正全面進入2.0時代。

　　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經歷了一個階段性躍升過程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最早提出於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它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一理念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被包括中國在內的100多個與會國普遍接受，經過之後20多年的發展演化，形成了包含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三個支柱及以消除貧困、保護自然、轉變不可持續的生産和消費方式為核心要素的綜合發展框架。

　　面向2030年的可持續發展議程集目標、行動、實施路徑和手段于一體，在2000年聯合國提出的以“減貧”為核心的千年發展目標基礎上，提出了綜合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力圖消除貧困、保護地球，通過構建全球夥伴關係，培育一個和平、公正、包容的社會，讓所有人共用繁榮。其17個相互聯繫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和169個具體指標涵蓋消除貧困和饑餓、保障健康生活和受教育權利、維護性別平等、促進就業、重視水資源、保障人人享有可持續能源、應對氣候變化、保護海洋資源和陸地生態系統、推動可持續工業化與創新、加強可持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等內容。同時，新議程十分注重實施路線圖和手段，規定了跟蹤和監督機制，特別強調合作和構建夥伴關係，並建立相應的金融保障，呼籲發達國家兌現發展援助承諾。與千年發展目標相比，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標準更高、覆蓋面更廣，指標之間的關聯性更強，反映了國際社會對可持續發展的最新認識和發展需求的日益多樣化。

　　高度重視全球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

　　近20多年來，可持續發展理念在全球得到廣泛傳播，同時，全球環境與發展形勢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一方面，世界各國在實現千年發展目標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另一方面，人口快速增長、貧困問題遠未解決、氣候變暖凸顯、區域環境污染嚴重、戰略性資源和能源供需矛盾加劇等，導致環境保護與發展面臨新的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主要是：

　　缺少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制度安排，議程實施難以保證。過去20多年，儘管提出了不少宣言、議程和實施計劃，但由於缺少強制性的法律規範和全球領導力，一些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環境保護政策難以主流化，可持續發展的實質性進展不如預期。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雖然在紙面上維護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但難以真正獲得實惠，發達國家並沒有完全兌現支援發展中國家的承諾。另外，僅以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為主的可持續發展多邊治理框架難以達成既定目標，需要改變治理結構，發揮全社會力量及各類國家集團的積極作用。

　　新興市場經濟體崛起成為重要現象，但還沒有形成實質領導力。新興市場經濟體崛起以及到2030年至少二三十億人口將逐步擺脫貧困、走向現代化的進程，無疑會改變全球經濟發展、資源配置、環境保護乃至安全格局，也會引發各種潛在衝突。不可否認，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在不斷提升，但在全球治理中仍然沒有形成實質領導力，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秩序顯然難以適應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新要求。

　　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和多元利益難以協調的雙重影響下，全球綠色進程有所減緩。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持續影響下，一些國家開始減少對綠色部門的財政支援。同時，受全球氣候談判難以達成約束性碳減排協議影響，觀望態度和現實主義策略在很多國家漸佔上風。在沒有解決好政治承諾及資金、技術、公平和包容性手段存在實施缺口的條件下，全球有可能進入綠色低碳發展的相對低潮期。

　　當然，挑戰和機遇是相互依存並可以相互轉化的。儘管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避免歧義，沒有把綠色經濟作為重要內容加以闡述，但在其任務中已明確指出實現持久、包容和可持續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創新可持續發展方式和佔據綠色競爭力制高點，無疑是未來世界經濟競爭的一個基本趨勢。

　　努力發揮作為“負責任大國”的作用

　　中國是最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世界各國對中國寄予很高期望，希望中國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發揮重大作用。中國是最早參與可持續發展行動的國家之一，並於1992年簽署了聯合國《裏約宣言》。1994年，中國率先發佈了國家級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議程》。經過20多年的努力，中國無論在發展理念、制度建設、實踐探索與國際合作方面，還是在減少貧困、節能減排、發展迴圈經濟方面，都為全球可持續發展作出了實質性貢獻，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和模式。

　　中國目前正在開展的生態文明建設，是理念、制度和行動的綜合體，是可持續發展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具體體現。展望未來，綠色和可持續無疑將成為引領中國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並將深刻影響和塑造未來産業升級、城市發展及空間格局。可持續發展將與智慧、包容、全球化等因素一起重構要素組合模式、産業分工與資源配置方式，創造面向2030年的可持續發展新模式。

　　中國還將在與自身能力相適應的範圍內，積極參與乃至引領全球可持續發展治理的變革。在理念上，以國內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為基礎，構建基於生態文明價值觀的中國對外話語體系，向國際社會傳播生態文明理念和實踐。在重點領域上，把握當前國際熱點，致力構建“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把綠色轉型發展、應對氣候變化、解決區域性環境問題作為當前及未來相當長時期的重點工作。在制度建設上，總結國內實踐經驗，探索建立全球綠色供應鏈和生態紅線制度、區域性分工合作與生態補償制度、風險共擔與環境爭端解決機制，彌補全球可持續發展治理體系的制度缺口。在治理機制上，利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銀行、南南合作基金，完善和創新全球可持續發展金融制度，並結合“走出去”與“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全球可持續技術與産品的合作共贏。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

　　薛 瀾：新理念 新機制 新秩序 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

　　《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即將提交聯合國發展峰會通過。其核心內容——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施，將開啟人類歷史上最宏大的公共政策實驗，成為聯合國成立70年來全球發展與治理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可持續發展目標是國際社會對人類社會全面發展深刻認識的結果。維護和平、消除貧困、保障尊嚴是人類社會的共同願望。只有各國徹底消除戰爭的硝煙，只有全球每個角落都掃除貧困，只有不論種族和膚色的個人尊嚴都得到保障，人類社會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可持續發展目標也是國際社會對人類社會與自然和諧發展必要性沉痛反思的結果。隨著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帶來的破壞日益嚴重，國際社會逐漸意識到：可持續發展已經不再是一個奢華的選擇，而是我們對人類未來必須擔負的責任和義務。可持續發展目標也是國際社會對人類集體行動巨大潛力不斷發現的結果。15年前的世紀之交，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世界各國領導人就消除貧窮、饑餓、疾病、文盲、環境惡化和對婦女的歧視，提出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今天，千年發展目標已取得很大成就，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提出和實施奠定了實踐基礎。

　　但應看到，制定可持續發展目標只是走出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國際社會必須做好充分準備，積極推廣新理念、形成新機制、建立新秩序，才能確保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貫徹落實。

　　推廣新理念——不再把世界上的國家根據意識形態、歷史糾紛或治理體系劃分為不同的派系或集團。幾年前，《紐約時報》刊登了兩位著名評論家的文章，把歐洲、日本等二戰後在美國庇護下發展起來的國家和地區看成同類和可以依靠的盟友，把中國、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經濟體看成另類而加以排斥。但是，這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全球舞臺上日益活躍，為解決全球治理問題作出了重要貢獻。例如，金磚國家強勁的經濟發展勢頭，使世界在2008年源於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後免於更大規模的經濟衰退。中國、印度及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正成為發展援助領域的新成員。南南合作激發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經濟的蓬勃發展。很明顯，只要轉變觀念、求同存異，不同國家的差異就可以變成發展的動力和創新的源泉。

　　形成新機制——鼓勵不同社會主體在解決不同類型的全球治理問題上發揮主導作用。可持續發展目標涉及困擾國際社會的全球治理問題，包括全球公共産品，如應對氣候變化、傳染病防控、網路安全、國際金融監管等；還包括具有明顯國際外部性的各國社會、經濟和民生問題，如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和饑餓問題、熱帶疾病等。而傳統的依賴政府間談判的治理機制很難解決這些難題。因為，一些公共産品屬性的複雜和不確定，決定了具有不同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政府從一開始就無法對一些問題形成明確一致的認識。例如，由於消除絕對貧困、消滅熱帶疾病的受益者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其他國家政府對於這類全球公共品的重要性就難以達成實質性共識。而一些全球公共品的提供不僅涉及國家間的政策協調，還涉及實質性的資金分擔和責任分擔，極大增加了談判難度。因此，必須探索並形成新的治理機制，鼓勵不同社會主體在解決不同類型的全球治理問題中積極發揮作用。例如，在國際經濟貿易領域，讓跨國企業和非政府組織更多地承擔起全球性的行業標準制定工作。在科學發展領域，讓國際科學共同體通過網路合作、行動倡議等方式規範科研體系內部的行為準則。同時，對於氣候變化議題等高度複雜的治理問題，應允許多種治理機制並存。

　　建立新秩序——攜手推動現有國際經濟秩序改革。應當説，現有國際經濟秩序對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經濟發展、推動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必須看到，這些國際治理體系設計從來就不是完全基於公平正義的理想，而更多的是當時國際政治經濟實力的反映，帶有深深的歷史烙印和局限性。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定，重大決策的通過需要至少85%的支援率，而美國持有17.67%的投票權，實際上擁有了一票否決的權力。歐洲人和美國人分別推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領導人，也是這些組織的慣例。這些明規則或暗約定反映的就是當時歐美國家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但恰恰是按照同樣的邏輯，面對今天國際社會發生的深刻變化，這些歷史烙印和不合理的體系設計越來越落後於時代發展，這些國際治理機構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越來越令人質疑，其有效性也日益削減。因此，推動改革，讓新的國際秩序更好地反映國際經濟發展現實、適應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需要，是當今時代的呼聲。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應該認識到國際經濟秩序有其內在慣性，其變革艱難複雜，需要堅韌與耐心；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也需要轉變觀念、換位思考，以互相尊重與合作的態度同發展中國家攜手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改革。合理、穩定、有效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保障。

　　(作者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陳 迎：世界經濟邁向可持續發展之路

　　聯合國2015年後發展議程最終文件《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包含17個相互關聯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描繪出一幅徹底消除貧困、為所有人構建尊嚴生活的全球可持續發展美好前景。這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成果，也將為未來15年各國發展和國際合作指明方向。

　　當前，世界經濟處於深度調整期，表現為低增長、低貿易流動、低通貨膨脹率、低投資和低利率。經濟下行壓力與各種風險交織在一起，世界經濟發展環境不確定性增加，其中既有地緣政治因素引起的局部緊張和動蕩，也有能源安全、糧食安全、氣候變化、重大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非傳統安全挑戰。國家內部貧富差距和國家之間嚴重的發展不均衡，也是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為了適應國際形勢和世界經濟的深刻變化，各國紛紛調整發展戰略，推動變革創新，開拓新的發展空間。可持續發展目標旨在根本改變舊的全球經濟發展模式，強調以人為本，實現經濟發展、社會公平、環境可持續三者和諧統一，契合國際金融危機後各國謀求經濟轉型發展的需要，有利於世界經濟邁向可持續發展之路。

　　可持續發展目標明確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向。在17個目標中有多處提及經濟增長和工業化，比如：第八項目標“促進持久、包容性和可持續經濟增長、促進實現充分和生産性就業及人人有體面工作”，第九項目標“建設有復原力的基礎設施、促進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續産業化，並推動創新”，第十二項目標“確保可持續消費和生産模式”等。此外，第十三項目標還強調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今年年底的巴黎氣候大會有望達成新的國際氣候協議，發展綠色低碳經濟也是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解決可持續發展的籌資問題需要改革全球金融治理體系。可持續發展目標不僅重申發達國家應充分履行其發展援助承諾，包括將佔國民總收入0.7%的官方發展援助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等，還多渠道引導資金投向綠色技術和可持續發展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鼓勵低碳能源、可持續的農業發展等領域的投資。現有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顯然難以解決可持續發展的籌資問題，相關改革勢在必行。

　　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必須構建新型可持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達成，説明聯合國在促進國際發展合作、凝聚全球政治共識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各國在可持續發展的許多問題上仍存在不同立場和利益分歧。今後，應調動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和民間組織等各方力量，形成新型可持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以確保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有效實施。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髙世楫 王海芹：中國可持續發展具有世界意義

　　1994年，《中國21世紀議程》作出了一個人口眾多、自然資源相對短缺、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的發展中國家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莊嚴承諾。20多年來，中國不斷創新和豐富可持續發展內涵，可持續發展步伐不斷加快，在極大改善13億中國人民福祉的同時，也為全球可持續發展和人類共同的未來作出了巨大貢獻。

　　對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作出巨大貢獻。中國對貨物和服務貿易特別是大宗商品的進口需求，改善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促進其經濟增長。價廉物美的中國製造産品使美國等發達國家能夠維持較低的通脹水準，實現持續經濟增長。中國的對外投資從2003年的29億美元迅速增長到2013年的1078億美元，其中對非洲和拉美投資177億美元，支援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國作為最不發達國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對其近5000個稅目的産品實行零關稅，並多次免除最不發達國家、重債窮國的債務，有力支援了最不發達國家的發展。

　　對全球社會可持續發展作出巨大貢獻。中國是第一個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使貧困人口比例減半的國家，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聯合國助理秘書長阿賈伊·奇伯評價道，中國不但成功大幅削減了本國貧困人口數量，還有能力和經驗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減貧目標，在當今世界減貧事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中國同許多發展中國家簽署減貧合作諒解備忘錄，建立合作減貧中心，共同推動減貧工作。中國還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援建醫院、醫療服務中心，派遣醫療隊，提供緊急人道援助；支援其他發展中國家提高教育水準，培養各類專業人才。2010—2012年，中國為其他國家改善民生和社會發展提供援助資金達893.4億元。

　　對全球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作出巨大貢獻。中國是第一個自主承諾減少碳排放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通過産業結構調整、制定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加強重點污染物和重點區域污染治理等方式大力推進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經濟增長。中國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當年價)由2001年的268立方米下降到2014年的59.5立方米，單位GDP能耗和污染排放持續下降。上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實施生態建設工程，森林覆蓋率由2000年的16.55%上升到2013年的21.63%，為減緩全球森林資源流失作出了突出貢獻。中國利用完整的産品製造體系和較強的成本控制能力，迅速降低了光伏産品、風電産品、高速鐵路系統等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的成本，為世界綠色、低碳發展作出了貢獻。

　　在可持續發展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堅持通過發展解決發展中問題的結果。美國經濟學家科斯曾説：“為中國的奮鬥，就是為世界的奮鬥。”這句話在經濟學研究中可能有不同解讀，但用它來詮釋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世界意義則是毫無疑義的。

　　(作者分別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所長、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