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駕馬車”的淡化，到“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提出，近期高層話語體系中的這一微妙變化傳遞出一個明確信號：中國宏觀調控思路正在發生重大轉變，從以往的偏重需求側調控轉為偏重供給側調控。

　　“供給側結構改革”這個新詞在公眾聽來似很新鮮，但供給側本身並不是新鮮事。本屆政府成立以來，推進簡政放權、“雙創”和“網際網路+”等一系列動作，實質上都是從供給側發力的宏觀調控舉措。

　　今天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料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重點部署。從高層“劇透”來看，減稅、國企改革、金融改革、簡政放權、“雙創”、新興産業都是供給側改革的關鍵詞。

　　供給側改革與中國經濟“標配”

　　在最近一個多月裏，高層為“供給側改革”頻頻吹風。

　　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中央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

　　隨後，這一名詞成為高層在談及中國經濟時的“標配”。

　　11月11日，李克強總理在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時提到，“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15日，習近平在G20峰會上強調要“重視供給端和需求端協同發力”；17日，李克強在主持召開“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時表示，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促進産業邁向中高端；18日，習近平在APEC會議上發言稱，“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12月份，李克強主持召開了兩場專家座談會。兩場座談會上，李克強都提到同一個點：從供需兩側發力推進結構性改革。

　　一時間， “供給側改革”成為經濟界專家學者熱議的話題。事實上，“供給側”並不新鮮，就像硬幣的兩面，有需求就有供給，只是長期以來高層在談到宏觀調控時比較側重於需求側，即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而現在，高層已經明確要把調控的重點轉向供給側。

　　這一變化自有其深刻的背景。“原因並不複雜，因為實踐證明單純的需求管理難以幫助中國經濟走向復蘇。”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劉勝軍指出。

　　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以後，中國力圖通過持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需求。2009年-2010年實施了“4萬億投資計劃”、10萬億貸款發放，近兩年國家發改委新批基建項目投資額度都超過萬億。儘管如此，經濟下行趨勢依然沒有改變。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指出，“(“十二五”期間)我們一直實行擴大內需的戰略和政策，但目前經濟還在下行，工業品的價格在持續下跌，企業效益下滑，顯然這些問題已經很難再用需求不足來解釋了。”

　　其實，經濟增速下行僅是表像，更為嚴重的是4萬億“強心劑”注入後，産能過剩和債務風險的副作用對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影響。

　　産能過剩到了什麼程度？以鋼鐵為例，美國鋼鐵協會等9家鋼鐵組織日前發佈一份聲明，其中援引經合組織的統計數據稱，目前全球的鋼鐵産能過剩量約7億噸，而中國的鋼鐵企業過剩産能約為3.36億至4.25億噸。

　　産能過剩背後是企業大面積虧損。中鋼協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大中型鋼鐵企業虧損281.22億元，虧損企業49家，佔統計會員企業戶數的將近一半。

　　鋼鐵業僅是産能過剩的冰山一角。“現在的産能過剩是資源錯配的結果，即我們將太多的資源投向了一些投資回報率和社會需求低的産業。”長江商學院教授李偉對上證報記者説。

　　與産能過剩相連接的是不斷攀升的債務規模。今年8月，中國社科院發佈《中國國家資産負債表2015》顯示，2014年底，中國經濟整體的債務總額達150.03萬億元，佔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170%上升到236%，6年間上升65.7個百分點。

　　剔除金融機構部門，中國實體企業的債務規模為138萬億元，佔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這一杠桿率水準比美、英、德、日等發達國家都要高。

　　2008年央行曾連續降息4次，2014年底啟動的這輪降息降準已有6次。但我們在翻閱各大研究機構的研究報告、調研中小企業負責人時，看到、聽到最多的一句話仍是“融資難、融資貴”。

　　值得警惕的資産泡沫、難以承受的政府和企業債務，以及銀行資産品質的惡化……許小年坦言，“到了這一步，面向需求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再也走不下去了。”

　　供給側改革早已“潛伏”

　　“中國經濟總量已超過10萬億美元。在這樣的體量基礎上繼續發展，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是不可持續的。小修小補只能應付一時。本屆政府沒有推行量化寬鬆，也沒有採取競爭性貨幣貶值的措施，我們作出了推動結構性改革的抉擇。”

　　這是李克強最近為《經濟學人》年刊《世界2016》撰文中的一段話。現在，結構性改革前面有了一個定語，叫做“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在海通證券宏觀債券首席分析師姜超看來，需求側有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

　　若循著這些要素出發，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早已悄然展開。

　　優化勞動力配置方面，兩年前放開了單獨二孩，今年放開全面二孩，補充人口紅利；出臺包括《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在內諸多文件，破冰戶籍改革，促進勞動力跨地域、跨部門流動。

　　針對優化土地配置，從2013年開始，連續三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將農村土地改革作為重點，鼓勵農村土地流轉。

　　資本要素改革的核心在於降低企業成本、提升企業盈利。針對優化資本配置，在這方面，近幾年面向小微企業、創業創新企業的定向減稅降費措施頻出。今年國務院還決定，擴大固定資産加速折舊優惠範圍，並推出一批重大技改工程重點扶持。

　　而“中國製造2025”、“網際網路+”行動計劃、《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等一系列助力産業升級的頂層規劃相繼出爐，更是“供給側”發力的明證。

　　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政策密集扶持的方向。據不完全統計，過去一年多時間裏，國務院及各大部委出臺的涉及“雙創”政策文件就不下20個。

　　更為醒目的標誌來自“政府的自我革命”。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認為，供給端改革最大的舉措就是簡政放權。

　　自本屆政府上臺以來，簡政放權貫穿其施政方針的始終。李克強在2013年就職總理時就表示，國務院各部門行政審批事項還有1700多項，本屆政府下決心要再削減1/3以上。這意味著，最遲在2017年年初，需要總計減少560項國務院各部委的行政審批項目等事項。

　　但實際上，政府“削減”的步子遠比預期要快得多，到2014年底，國務院就已累計取消和下放超過7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總理提前兌現了承諾。

　　簡政放權有利於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徐林看來，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思想。“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企業做事會更容易，有利於增強企業創新能力、提高供給品質與效率、改善供給結構。”

　　在觀察政府“促改革”的行動一年後，民生宏觀研究員朱振鑫在2014年3月份撰寫的研究報告中下了一個結論：政府從“西醫療法”轉向“中醫療法”的思路已經非常清晰。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政府不再寄望于通過“放水”、“刺激”等需求管理手段抬高經濟增速，而是通過“促改革”改善生産要素供給，激發中國經濟的新活力。

　　“供給側改革”在今年最後兩個月加速爆發。11月以來，國務院共召開5次常務會議，其中有4次工作部署涉及供給側改革，分別是從加快企業技術升級改造和消費升級等方面入手，優化産品和服務供給。

　　李克強在12月7日經濟工作座談會上對中外專家説，本屆政府推進簡政放權、“雙創”和“網際網路+”，實質上都是從供給側發力。

　　強調供給側能否拉動中國經濟？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表示，“供給方面調控是中期的調控，主要在於經濟結構的調整，包括産業政策的調整、技術政策的調整、資源配置的調整，這些都不是近期就可以見效的。”

　　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政策頻繁托底，經濟增速仍在持續放緩。但不容忽視的是，政府對“有效供給”的重視正在並將繼續影響著經濟結構。

　　姜超分析説，“從生産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將激發消費傾向，導致第三産業在經濟中的佔比進一步上升，而第二産業中的傳統工業部門佔比將明顯收縮。”

　　這一點從近幾年的經濟數據中得以體現。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前三季度，第三産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個百分點，高於第二産業10.8個百分點。服務業正以半壁江山之勢挑起經濟大梁。

　　明年供給側改革重點圈定

　　供給側改革下一步如何進行，重點在哪？儘管這些問題還需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予以明確，但我們仍可以從近期高層會議和領導人的言論中窺出個輪廓。

　　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要打響“四個殲滅戰”，即化解産能過剩、降低企業成本、消化地産庫存和防範金融風險。

　　李克強12月2日主持召開經濟工作專家座談會時表示，在供給方面，繼續運用好結構性減稅等手段，推動“雙創”和“中國製造2025”、“網際網路+”行動計劃，促進服務業、先進製造業發展，扶持小微企業成長，發揮制度創新和技術進步對供給升級的倍增效用，擴大有效供給。

　　幾天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更是明確，明年的供給側改革要從“深入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積極穩妥推進企業優勝劣汰”、“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化解房地産庫存”，“保持有效投資力度”等多個維度同時發力。

　　與此同時，專家學者也對今後的供給側改革提出各種建議。萬博研究院院長滕泰在接受上證報記者採訪時強調，“目前最有效的措施是擴大減稅力度，並用發行國債彌補財政缺口，既刺激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又可以提高社會資金的使用效率，從而開啟中國經濟增長新週期。”

　　從近期官方釋放的信號來看，政府已經做好了擴大財政赤字的準備。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11月初稱，“3%的赤字率紅線、60%的負債率紅線，是否可以反思調整。”這一表態被市場解讀為明年財政大擴張埋下伏筆。

　　不過，在許小年看來，“減稅可以提高企業創新投資的回報，但其重要性還不如放鬆和解除管制，後者可以為企業的創新開闢出更為廣闊的空間。”這一觀點是建立在他“過剩産能的實質是創新能力的欠缺”的判斷上。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則對上證報記者表示，近期的供給側改革主要會集中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政治局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企業優勝劣汰，通過兼併重組、破産清算，實現市場出清。

　　“各類企業中，國有企業盈利能力最為堪憂，産能過剩最為嚴重，未來也將是産能去化的主要承擔者。”姜超也認為，未來國企改革是供給側改革的一條主線。

　　值得注意的是，“四個殲滅戰”中，習近平對建設股票市場的論述最為詳盡，共50個字：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紮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這意味著，改革融資體制，促進直接融資發展，將是未來的重點方向。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賈康在接受上證報記者採訪時也表示，要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在繼續完善主機板、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市場的基礎上，積極探索覆蓋全國的股權交易市場(三板)，並推動“大資産管理公司”建設。

　　“供需兩端發力更多是體現政府兼顧和平衡經濟短期平穩增長和中長期轉型的訴求。”章俊分析説，在轉型過程中伴隨著淘汰落後和過剩産能會對實體經濟造成負面影響，進而對就業以及金融體系造成負面衝擊。“因此，為了給經濟轉型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降低經濟硬著陸的風險，政府在著眼供給側改革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維護有效需求。”章俊指出。

　　當中國經濟步入中高速發展新常態，一場深刻變革也在進行中。而“供給側改革”則是這場變革的有力的一章，它無疑將有力地推動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重塑中國經濟未來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