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程車停運事件頻發 行業壟斷惹禍改革要下狠心
- 發佈時間:2015-01-11 07:20:00 來源:中國經濟網 責任編輯:王斌
專家:改革迫在眉睫,需用好“專車服務”這條鯰魚
2015年剛開年,一些地方部分計程車停運引發各界關注;西安、上海兩地計程車價格聽證會也引來熱議。在司機叫苦不幹、消費者打車難不滿的兩頭夾逼之下,計程車行業成為輿論焦點。
業內人士認為,破除計程車行業壟斷各方已經呼籲多年,卻遲遲不見進展。如今的矛盾,是多年頑疾的爆發,但也是行業改革的契機。與百姓出行息息相關的計程車行業,在民意期待和各方圍觀下,不應再拖延。
現狀
細數行業壟斷“三宗罪”
近期計程車停運事件頻發,雖然誘因與燃油附加費、“專車服務”衝擊等有關,但較多輿論認為,病根還是計程車行業長期壟斷經營帶來的弊病。
●“一宗罪”:計程車數量嚴控不顧市場需求增長
我國計程車行業多年來飽受壟斷經營質疑,每個城市計程車的運營牌照由政府部門控制總數量發放。在一牌難求之下,計程車牌照的價格也在水漲船高。記者採訪發現,上海計程車牌照轉讓價格被炒到50萬元以上,瀋陽的計程車車標價格上漲到80萬元,仍供不應求。
由於有的地方計程車牌照沒有有效期,所以“一旦擁有”就等於“天長地久”。瀋陽計程車司機李峰告訴記者:“在獲得‘車標’後,只要把車租出去,什麼都不幹,年收入就可超過9萬元,標主10年內就能收回成本。再往後就是凈賺的。”
●“二宗罪”:計程車定價全靠政府調整
在9日西安和上海的計程車調價聽證會上,有消費者代表提出,“希望這是最後一次提價的聽證會,因為光靠價格調整是解決不好行業問題的”“需要優化計程車經營模式,重新研究價格制定規則,改變政府定價的現狀”“能否逐步研究適度放開(計程車)單一的價格管理制度”。
還有消費者代表提出,應該根據車型、駕駛員星級、上下班高峰期等因素,靈活制定價格,而不是現在“一刀切”的價格。
而因為高昂的“份子錢”帶來的緊張的勞資關係,每一次計程車調價、每一次燃油附加費調整都像在雞蛋碼放的金字塔上放新的雞蛋,越來越敏感,越來越艱難。
●“三宗罪”:計程車公司管理成本長期一筆亂賬
儘管不少計程車公司都在喊窮,其背後卻有著一筆説不清的糊塗賬。
記者調查得知,某計程車公司雖然只有40輛計程車,但管理人員有40人;另一家管理上萬輛計程車的企業,其各級管理人員有2000人左右。對此,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左學金告訴記者:“上海一些成熟的人力資源管理公司,靠300多人就能管理37萬人的資訊。可見,很多計程車企業提升管理效率壓縮成本還有很大的空間。”
同濟大學交通運輸工程學院教授陳小鴻也指出,很多計程車公司公佈的支出欄目不夠細,尤其是管理人員開銷不夠公開透明,不夠詳細。
改革要“下狠心動刀子”
聲音
近年來,各地計程車司機群體停運表達不滿日趨頻繁。記者梳理髮現,2014年內蒙古包頭、廣東清遠、陜西寶雞、安徽黃山等地都曾發生過計程車“不拉活”事件。而2015年才剛剛開始,就接連發生停運事件。計程車行業越來越突出的矛盾表明,改革迫在眉睫。業內人士認為,計程車改革頂層設計應儘快提上議事日程。
天津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所長張寶義認為,目前政府借助計程車公司監督管理,而計程車公司通過徵收“份子錢”約束計程車司機。但是,“隨著科技發展,完全可以通過衛星定位系統、智慧軟體等手段管理計程車,計程車公司這種以專營權獲得暴利的中間層,只是徒增運營成本和社會管理成本,應下狠心動刀子”。
長期關注交通領域的中國政法大學中歐法學院教授王軍認為,此前城市之所以要嚴控計程車數量,是為了防止發生惡性競爭、盲目增加數量導致道路擁堵等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因為資訊不對稱導致的。但現在資訊不對稱問題隨著技術進步,很大程度上都被解決了。那麼繼續進行數量管控、價格管制的意義在哪呢?
專家認為,計程車行業改革畢其功於一役或有難度,讓計程車行業更多地在陽光下運作卻不是難事。陳小鴻建議,計程車行業應讓監督和審計深度介入,向駕駛員和市民公開計程車企業的支出情況,包括“份子錢”的總數和使用情況等。通過計程車行業成本的透明公開,讓社會參與監督,倒逼行業轉型升級。
建議
用好“專車服務”這條鯰魚
從2014年10月份開始,“專車服務”快速發展,極大地衝擊了傳統計程車行業。在這背後,體現的正是大城市公共出行的旺盛需求和差異化發展趨勢。
一號專車CEO李祖閩告訴記者,其實他們在做的是增量市場,例如在車上設置嬰兒坐椅,一些家長也用“專車服務”接送孩子上下學,這些都是傳統計程車行業提供不了的服務。
有業內人士估算,目前北京、上海的“黑車”數量均有數萬輛。“黑車”禁而不絕,從另一側面反映了市場需求,也讓有關部門陷入了“堵”不住也“疏”不了的尷尬。
“專車服務”這種新業態相比計程車壟斷業態,真正的特點在於因管理成本低廉,帶來司機分成比例高的巨大優勢。
“滴滴打車”的媒介經理張真瑜表示,瀋陽“滴滴專車”近千輛,如果“滴滴專車”一單生意賺100元,“滴滴”抽取20%後,司機可得80元,遠高於給計程車公司打工的收入。業態革命帶來全新的利益分配模式,這正是“專車服務”帶給客運作業的“改革紅利”。
業內人士建議,監管部門可以接入網際網路“專車服務”資訊後臺,這樣便於車輛資訊審核,從源頭上杜絕不法車輛的加入。同時也要給“專車服務”以足夠的觀察期、發育期,而不是一棒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