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12月中旬贏得議會選舉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老官上任三把火：繼推遲二次提高消費稅稅率的生效時間、公佈3.5萬億日元的刺激計劃後，在新年來臨的前一天，也就是2014年12月31日淩晨，日本執政聯盟表示，將在從2015年4月開始的下一財年中將公司稅率降低約2.5%，之後在2017年同期進一步降低到31.33%。

　　行動似乎過於急切的安倍到底在證明什麼？又在拉攏什麼？

　　為何減稅

　　在新年前那份最新公佈的年度稅務調整方案中，執政的自由民主黨及其盟友公明黨承諾從2015年4月開始的財年中將稅率降低至32.11%，並在2017年同期進一步將之降低至31.33%甚至更低。

　　自由民主黨稅制調查會會長野田毅(TakeshiNoda)在新聞發佈會上的發言顯示了日本政府此次減稅的目的，他説：“我們希望企業改變其行為模式，將更多錢用於生産用途，例如增加薪酬以及資本投資。”

　　安倍則表示，日本企業承擔的收入稅賦應該和它們的外國競爭對手在各自所在國家承擔的稅賦相當，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徵收的公司稅合併起來相當於企業盈利的34.62%，雖然要低於美國的公司稅率，但是要高於其他主要發達國家的標準。

　　另一方面，安倍政府希望企業能夠使用借由減稅得到的額外資金中的一部分來提高僱員薪酬。在首次提高消費稅時，安倍同時也提出漲薪的同步提議，但響應者甚少。

　　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採訪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劉雲直言，法人減稅是安倍今年必須要做的一個工作。“法人減稅也被稱為‘富人經濟學’，主要解決的就是富人或者説大企業的問題，希望這些企業能夠進行投資再生産，同時加大研發投入，帶動安倍在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政策，形成一系列增長刺激。”

　　但設想總是比現實更美好。從這項政策中受惠的更多的是大型企業，而“日本中小企業的破産率已創新高”。劉雲説。

　　事實上，綜觀2014年，日元大幅貶值並非利於日本企業的正常發展。日本很多經濟學家分析，日元貶值給出口型大企業帶來好處的同時，卻已令日本的內需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度日如年。不少中小城市投資日趨減少，更面臨人口下降和企業外遷的危機，城市發展遭遇困境。

　　劉雲指出：“為了2015年的地方選舉，安倍正在推出有利於中小企業和地方經濟的政策”。

　　事實上，在這次日本政府最新批准的其他稅務調整措施中，就包括“如果日本企業配合安倍晉三激活偏遠地區萎靡經濟的計劃將總部搬離大城市，還將獲得額外的稅務獎勵”、“對那些為僱員加薪的企業提供稅務減免優惠”等。

　　內閣的支援

　　儘管安倍又是刺激計劃又是降稅，玩兒得很是豪爽，但這些仍改變不了人們對他的經濟政策心存質疑。

　　根據計算，如果減稅，那麼未來一年日本企業的公司稅支出將減少約2000億日元(約合17億美元)，相當於2%的稅負，也就是説國家減少了這麼多的財政收入。

　　商務部研究院亞洲所研究員徐長文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採訪時曾指出，提高消費稅率是刮百姓的錢，而降低企業稅率顯然是為大企業大開方便之門。那麼，安倍此舉的意味不言而明。

　　當然，安倍能夠如此放心大膽地出臺政策，與他幾乎沒怎麼變動的內閣成員有關。隨著安倍晉三在2014年12月24日的大選中獲勝，其內閣成員除了防衛大臣由長官中谷元接替以外，其他閣僚都得以留任。

　　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採訪時，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李天國直言：“他們都是安倍經濟學的支援者，支援安倍通過日元貶值政策來推動出口，用積極的財政政策甚至不惜舉債擴大政府投資，以及推動結構性改革。”

　　李天國認為，這種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旨在拉動民間投資、促進經濟增長，使日本跳出經濟增長的低谷。但實際結果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加重了日本還本付息的壓力。“安倍經濟學的政治目旳顯然超過了其經濟效應。”

　　劉雲指出，其實這些年來安倍所提的財政政策內容都差不多，包括他在2013年實施的經濟增長戰略，但是一直沒能落實，主要是遭遇到不少來自其他政黨的政策阻力。現在安倍放開手腳一搏，也是為了爭取各方對“安倍經濟學”的支援。從大選的過程中也不難看出，除了官方，日本各界都對“安倍經濟學”很悲觀。

　　劉雲認為，“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就是量寬(QE)、財政和改革。從效果來説，量寬是對社會影響較大、較為直接的一支箭，但副作用也同樣存在。“2014年10月，安倍祭出QE之後，日本的國債收益利率就下跌至0.3%，穆迪也將日本主權債務評級由AA3級下調至A1級，顯然現在安倍想再推出量寬顯然並不合適。”劉雲説，最可行的就是財政政策。

　　劉雲指出，2014年，安倍提出所有的財政政策，但效果了了，“主要還是因為勞動力不足，很多項目都延期或停工，對GDP沒有起到拉動效果”。劉雲認為，2013年日本的財政政策還是比較有效果的，因此，2015年“安倍經濟學”的主力仍將是這一戰略，通過財政政策刺激內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