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政府主導經濟，也使得各級官員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這就造成一種尋租的環境，使得腐敗越來越嚴重；由於國有企業對一些行業的高度壟斷，阻礙了民營經濟的平等進入，影響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建立。

　　●要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需要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 ，讓市場而不是政府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並充分發揮民營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基礎作用。

　　●國企改革在於進一步的市場化，在於國企與政府進一步地分離，在於國企要進一步資本化運營，從而，提升民有經濟發展以至市場經濟整體效率。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陳劍日前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表示，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是相對於中國上個歷史時期經濟運作狀態而言的，所謂進入或追求“新常態”，就是要求制度轉型，從而建設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其基本特徵是經濟自由，包括公平競爭的法治市場環境，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市場經濟框架還不完善

　　陳劍説，經濟的“新常態”是近期出現頻率較高的詞。“新常態”一詞最早由美國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總裁埃裏安提出，是對2008年至2009年發生“大衰退”之後世界經濟政治狀態的一種描述和預測，普遍形容為危機之後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中國經濟從2013年開始進入到一個增長速度下降的發展階段。在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表像背後，其本質是社會經濟制度的轉型。2014年5月，“新常態”一詞首次出現在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的表述之中。2014年7月29日，在中南海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習近平問計當前經濟形勢，再次提到“新常態”。他指出：“要正確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進一步增強信心，適應新常態，共同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什麼是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一種觀點是，“進入‘新常態’就是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

　　但是在陳劍看來，這種認識沒有説明什麼是“新常態”。“那麼，什麼是我們追求的新常態？要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先對‘常態‘有一個理解。”據他解釋，所謂經濟常態，應當是一個經濟體運作的“經常性狀態”或 “穩定性狀態”。依此類推，經濟的“新常態”，由於有一個“新”字，那這個“新”就一定是相對於“上個時期或階段”經濟運作的狀態而言的，或者是相對於“歷史時期或階段”經濟運作的狀態而言的。

　　這裡的“中國上個歷史時期”，陳劍認為應該是改革開放以來直到去年，也就是1979年到2013年。在他看來，上個歷史時期的經濟運作狀態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雖然建立，但還不完善。由於政府的公司主義導致唯GDP至上，進而大幹快上成為中國絕大多數地區的主旋律，雖然推進了經濟增長，使經濟增長保持了較快的水準，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由於粗放式發展方式成為主導，對能源和原材料過度依賴，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成為這種發展方式的重要特徵，致使環境惡化，生活品質下降，乃至生命本身都受到污染的威脅，因環境問題和環境事件引發的矛盾和衝突也有日漸增多和激化的趨勢；政府權力過大，取代了市場作為配置資源基礎，形成了“半政府”或“半計劃”的特徵，由於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過多干預，以及保留較多的行政審批權力，市場自身潛能和效率沒有得到很好發揮； 政府權力過大，做了很多不應做的事，同時嚴重缺位，很多應當做的事沒有做。由於政府主導經濟，也使得各級官員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這就造成一種尋租的環境，使得腐敗越來越嚴重；由於國有企業對一些行業的高度壟斷，阻礙了民營經濟的平等進入，影響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建立。

　　好的市場經濟就是經濟自由

　　中國要告別上個“歷史時期或階段”經濟運作狀態，邁入新常態。那麼，什麼是“新常態”呢？陳劍表示，所謂進入或追求“新常態”，就是要求制度轉型，從而建設一個好的市場經濟。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其基本特徵就是經濟自由，包括公平競爭的法治的市場環境，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所以，陳劍將“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定義為：市場主體參與者是平等的；由於消除了嚴重壟斷，自由競爭得到了較為充分保障； 政府在向公民基本公共産品和服務的同時，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就使得市場經濟的契約、信用得到了充分保障。他還進一步表示，要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需要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 ，讓市場而不是政府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並充分發揮民營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基礎作用。要發揮民有經濟作用，必須對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有一個明確定位，即彌補市場失靈和提升國家和民族競爭力的手段。按照這一定位，國有企業就必須從一般競爭性領域中退出，壟斷行業逐步向民有經濟開放。只有這樣，民有經濟才會有一個充分發展，市場經濟的潛力才能得到進一步釋放。此外，政府應當大幅度減少對微觀經濟的干預。

　　新常態要走可持續發展的路

　　陳劍表示，我們追求的經濟“新常態”首先要“可持續”。吃資源飯、環境飯、子孫飯的舊發展方式應當讓位於以轉型升級、生産率提高、創新驅動為主要內容的可持續、包容性發展。追求中國經濟新常態，就是告別前一階段不顧資源短缺、竭澤而漁、破壞性開採的粗放型發展，忽視環境保護的污染性發展，透支人口紅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滯後的透支性發展，進而轉入遵循經濟規律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遵循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發展的主要動力正在逐步轉向依靠轉型升級、生産率提升和開拓創新。

　　優化結構向中高收入國家邁進

　　陳劍強調，轉變發展方式，“優結構”是其基本內容。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包括一國或地區實現經濟增長，而且包括結構的優化，經濟運作品質和效益的提高，也包括降低消耗、改善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狀況以及經濟社會自然發展的協調與和諧等各方面。要建設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需要優化經濟結構，主要是四大結構——需求結構、産業結構、城鄉結構和區域結構，這是“新常態”的一大特點，也是中國向中高收入國家邁進的根本推動力。

　　首先，政府的職能轉變要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讓經濟增長的目的更加明確，因而居民消費應當是經濟主要的新增長點。其中，需求結構中要讓居民消費成為需求增長的主體；內需與外需結構發生變化，內需佔比要增加。這種轉變可與當前中國經濟運作相印證。2013年，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自2006年以來首次超過投資。從2014年前三個季度數據看，最終消費對GDP增長貢獻率接近50%，達48.5%，投資率下降，消費率明顯上升。

　　其次，要在經濟增長中讓産業結構發生變化。三次産業中的農業和製造業比重應下降，服務業比重明顯上升，服務業應該取代工業成為經濟增長主要動力。2013年，我國第三産業也就是服務業的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達到46.1%，超過第二産業；2014年前三個季度，這一比例繼續上升到46.7%。陳劍認為，發展服務業不能只局限在生産性服務業中，也應注重發展包括物流、配送、電商、金融服務等在內的消費性服務業。而且産業結構調整應當與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建設要求相向，因而公共消費的基礎建設投資將成為投資的新經濟增長點，這些投資包括高鐵、地鐵、城市公共設施建設、空氣和水污染的治理等。此外，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企業面臨轉型升級，也是産業結構調整的重要任務。

　　最後，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需要進一步優化城鄉結構和區域結構。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持續推進，大量農村居民轉為城市居民，陳劍認為，在社會公正的旗幟指引下，這種轉化和融入，應當是在消除經濟和政治上的諸多不平等的轉化和融入，從而使這種城鄉結構的優化有了十分清晰的內容。區域結構優化也同樣如此。例如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提出。

　　健全市場經濟體制

　　國企改革至為關鍵

　　陳劍表示，建設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需要放棄政府的公司主義，告別對GDP的崇拜，也就需要告別以增長速度論英雄的階段。因而，“新常態”的基本特徵，就是告別中國經濟超高速增長，真正進入經濟換擋期。這也就意味著要不搞強刺激、大調整，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在此他強調，經濟新常態並不意味著經濟減速，而是提升經濟增長的品質。在提升經濟品質的前提下，應推動經濟適度增長。

　　要進一步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進一步擺脫種種束縛，充分發揮市場的潛力和效力。因而進一步推進市場化進程就成為追求“新常態”的重要內容。李克強總理上任時提出的“凡是市場能夠做到的讓市場來做”，正是充分發揮市場潛力和效率的形象表述。而要發揮市場潛力和效率，就是要進一步推進改革。這包括，充分發揮民有經濟作用，這意味著放開微觀市場，放鬆各種市場管制，撤消市場中的很多樊籬；也意味著政府將下放諸多權力，尤其是投資審批權力。因而，就政府而言，重要的是減、放、管。

　　“減”主要包含減政，即進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將那些本不應由政府承擔的工作交給社會，將那些大量的本應由政府承擔而政府沒有承擔的工作接過來；減少行政審批；減少對微觀經濟的干預，政府不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不應直接組織融資和操辦項目，減少賦稅。讓企業輕裝，需要減輕企業賦稅。

　　“放”是指政府向市場放權，按經濟規律辦事。例如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等等，這將是金融改革邁出的關鍵一步；政府向社會放權，更好發揮社會力量在管理社會事務中的作用；中央向地方放權。發揮地方的優勢和積極性，解決財權事權不匹配的問題，增強地方自主權。

　　“管”的含義則是把該管的事務管好。政府的工作重點應轉到為市場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上來，轉到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轉到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上來。與此同時，政府應當在納稅人的監督之下，改善政府自身的管理，杜絕浪費，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為公眾提供服務。

　　陳劍還説，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國企改革至為關鍵。國企改革在於進一步的市場化，在於國企與政府進一步地分離，在於國企要進一步資本化運營，從而，提升民有經濟發展以至市場經濟整體效率。此外，財政體制改革十分迫切。重點是完善稅收體制、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此外，中國經濟“新常態”，其增長動力還包括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推進中國城鎮化進程，用資訊化推動中國製造業和服務業發展等內容。2014年，是中國第三輪改革的元年，從上述諸多特徵可以看出，也是中國經濟追求“新常態”或向“新常態”邁進的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