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29日正式宣佈結束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自二戰結束、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作為國際貨幣體系核心國家，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動一直對國際金融市場環境和資本流動有著巨大的影響。這次自然不會例外，其中突出的一個問題是：這一轉折是否會開啟新興市場動蕩分化之門？

　　美歐收緊貨幣政策，通常會導致國際資本從新興市場回流西方成熟市場。而多數新興市場不僅自身經濟社會存在眾多薄弱環節，且不具備足夠調控能力，西方收緊貨幣政策的結果往往是新興市場的經濟金融危機。最突出者莫過於20世紀80年代席捲發展中國家和蘇聯東歐集團的債務危機。當時，由於保羅·沃爾克執掌的美聯儲一手製造了“耶穌以來最高的實際利率”且長期居高不下，債務融資條件急劇惡化，1982年墨西哥無力償債引爆了世界性債務危機，眾多發展中國家相繼陷入“失去的10年”，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劇變歷程也由此啟動。

　　那麼，這一次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是否會導致上述歷史重演？

　　這種風險是客觀存在的。此前10年表現優良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其經濟增長仍然高度依賴初級産品部門，是2002年以來的這一輪初級産品“超級週期”推動了他們的經濟增長。而與製造業驅動的經濟增長相比，初級産品行業驅動的增長具有一系列無法克服的弱點：經濟波動性強、加劇收入分配失衡和兩極分化、資産泡沫嚴重、加劇社會矛盾，等等。即使是那些對初級産品行業依賴性不甚高的新興市場，其中許多經濟體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存在深刻、持久的國際收支失衡壓力，這些都構成了威脅這些國家宏觀經濟穩定性的痼疾。

　　尤其不可忽視的是，經歷了跨越式經濟增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普遍存在社會矛盾上升的軟肋，經濟轉折很有可能引起其社會矛盾急劇激化乃至爆發。正因為新興市場經濟體存在上述眾多嚴重經濟和社會弱點，近兩年，在美聯儲縮減、退出量化寬鬆的風聲之下，新興市場經濟體宏觀經濟運作就數次出現大面積劇烈波動：經濟增長急劇失速，資本大規模外逃，貨幣對美元匯率大幅度貶值，貿易收支惡化。這回“狼”真的來了，他們又會如何？

　　在更高層次上觀察，100多年來，經歷過一段時間經濟起飛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雖多，但能夠修成正果從發展中國家躋身發達國家者微乎其微。在美聯儲貨幣政策轉折的衝擊下，在當前和未來的經濟社會問題考驗下，前些年迅猛發展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將出現劇烈分化。

　　由於經濟結構與其他新興市場區別很大，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性遠遠好于其他新興市場和多數發達國家，單純的經濟衝擊不可能傾覆中國，中國依然能夠保持全球經濟大國中相對良好的狀況，但我們不可忽視社會矛盾激化的風險，不可忽視貿易夥伴危機將給我們帶來的衝擊。

　　在全球性債務危機的上世紀80年代，崛起了東亞模式；今天，美國退出量化寬鬆也並不意味著所有新興市場都一定會遭遇滅頂之災，關鍵在於各新興市場能否正視自身不足，開展刮骨療毒般的改革調整。勇於改革，衝擊就會成為鳳凰涅槃的契機；怨天尤人，就只能被動深陷危機。面對衝擊的考驗，各國將向歷史交出怎樣的答卷？

　　(作者為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