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應該增加工資的呼籲已有一段時間，大家也都知道相當一部分公職人員的工資偏低。在北上廣等房價高企不下的大城市，一對青年公務員夫婦的收入和生活狀況，假如沒有各自父母伸以援手，恐怕是會捉襟見肘的。各地情況會有不同，各階層對此問題會有分歧甚至對立意見，所以我想由原則而非細節來談一下這個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薪酬問題上少有從側重歷史淵源和經濟倫理角度來做全球化思考和探索的，可能這是大家時有困惑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探討公務員工資比較低的問題之前，我們無妨看一下企業高管的收入為何如此高。

　　在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下，由於資本家作為所有者對企業的直接管理逐漸被專業管理人員的運作取代，大權在握、收入豐厚的經理階層變得地位顯赫，甚至不可一世。他們與普通員工收入高低差別大到了令人難以啟齒的程度。近年披露的例子有，美國快餐業首席執行官年薪達近千萬美元甚至兩千萬美元以上，一個打工仔需要工作超過一個或者兩個世紀才能掙到。其實工資收入的嚴重分化在20世紀初就已經發生了。1920年在《貪婪社會》一書裏面，英國著名經濟史大師、《經濟史評論》創始人理查德·亨利·托尼注意到，企業所有者和管理人已經分離，後者大權在握，年薪達到數十萬英鎊，足夠數百個員工家庭生活。他尖銳地指出，在私人企業內部沒有權力和分配的均衡機制，高管就像是部落酋長或者小國王，酋長家裏有幾百頭肥牛，而普通人家裏只有一頭。近日蘋果總裁參觀考察鄭州富士康代工車間，督促手機的生産，記者不停驚嘆他乘坐豐田麵包車且平易近人，已然下意識地把他看作是帝王或者國家元首。其實他不過就是一個經理，儘管他的收入可能還包含有大量股份的獎勵。

　　前一段在肯定國企高管薪酬被削減的聲音中，有一種議論是，如果是在私人企業完全市場經濟的機制下，高級管理人員倒是可以拿非常豐厚工資的，也就是民間所説的“金領”。但是這種似是而非的説法認可企業職員之間收入的天壤之別，實際上是需要認真梳理、澄清和研討的，而不是糊裏糊塗就看作是理所當然。

　　第一個系統討論專業經理人員地位上升的學者是詹姆斯·伯納姆，著有暢銷書《經理人革命》(1940)。他早年接受過一些馬克思主義觀點，寫作此書的時候已經轉向極右。現代工商業的規模和複雜性使得企業在工人和科學技術專家之外要求有第三種人，即專業的經營和管理人員。伯納姆認為托尼所提到的經理人地位的決定性提升大致開始在一戰之後，預計將在20世紀60年代完成，造就一種新型的市場經濟，專業經理人以非企業名義上的所有者控制著生産和銷售，他們的經管控制權力最終導致收入和社會財富也向他們高度集中。這個過程，伯納姆打比喻説，類似中世紀墨洛溫王朝主管日常政務的宮相(經理人)先是服務國王，然後逐漸取代國王(資産所有人，譬如美國當年那些石油大王和鋼鐵大王的家族)，最終將利潤的分配也設定為對自己優先(經理人的鉅額工資和其他種種形式的收入)。伯納姆將這一現象稱為“經理人社會”，並且指出這不是一種有利於社會平等的經濟關係。不過就美國的情況而言，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有兩點，一是國家完全沒有有效控制專業經理人，二是經理人對普通勞工的苛刻程度，譬如我們前面提到的美國企業高管和一般員工之間巨大到令人瞠目結舌的收入差距。

　　而托尼早在1920年就注意到，專業管理人員正在深度介入企業的領導，他們不懂技術和生産，其指導運作的唯一動機和標準就是利潤的最大化。他們甚至可能毫不關心産品品質和勞動效益，而是通過金融投機或者壓低工人的工資和福利來提升利潤。托尼的看法是，這些職業經理人應該拿與利潤高低無關聯的固定工資。即便那些龐大企業的收入是天文數字，看似高管的貢獻很突出，他們的收入也不必高到超過一百個或者更多普通員工的總和，因為那樣的收入是“沒有紳士風度”的。

　　在托尼看來，職業經理人和公務員，以及其他專業人員，譬如普通教師、編輯、記者等，其實都是現代社會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員，對社會有重要貢獻，但是他們領取報酬不應該簡單以量化的貢獻來計算，那等於是給他們的人格貼上價格標簽。專業人士的工作既需要高尚的職業道德和獻身精神，也需要充足的閒暇和適度的舒適生活，擺脫低級物欲的驅使，而不是面臨物質生活匱乏的焦慮，也絕不能處在赤裸裸經濟利益的刺激下。儘管公務員一般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但是他們工資應該是體面和充足的。而企業高管“沒有紳士風度”的過高收入則應該適度降低。

　　專業人士工資完全讓市場去擺布有種種風險。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同時，我們應該把社會公益原則作為薪酬發放的重要考量。我們應該避免製造一個以職業經理人為代表的道德被矮化的高收入知識階層，防止嚴重的貧富分化最終影響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而同樣作為專業人士，中青年公務員以及教育、新聞等行業人員的薪酬則亟待提高，以保證他們的體面、尊嚴與他們的教養和教育水準相當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提升整個社會的管理水準。文/彭小瑜(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