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經濟強勁反彈，但進入8月份以後，消費稅上調的負收入效應取代了增稅前提前消費的替代效應。消費稅增稅未能幫助安倍政府實現重建財政、拉動內需、實現經濟復蘇的目標，反而加劇經濟的進一步下滑。而如果停止消費稅的提高步伐，則意味著“安倍經濟學”以失敗告終。

　　日本從今年4月1日開始由原來5%的消費稅率上調到8%，並根據宏觀經濟狀況擬於2015年10月再次調高到10%，其目的是改善日本嚴重的財政赤字，增加社會保障收入，幫助日本經濟擺脫長期蕭條。然而，經過4至7月的消費旺盛、物價上漲等刺激宏觀經濟的短期效應後，從8月份開始消費稅上調的負面影響逐步顯現，亦成為下半年日本經濟下滑的主要因素。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甚至暗示暫緩明年10月消費稅的提高。

　　通常來講，消費稅增稅的效果直接體現在經濟發展和稅收方面，並通過價格變化體現出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因增稅導致價格上漲，降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抑制國內消費，降低經濟增長，即收入效應；由於消費稅增稅引發增稅前的提前消費和增稅後減少消費的“不同時間點的消費”，即替代效應。因此，考察消費稅增稅對景氣的影響，要綜合考慮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相互關係及結果。

　　從現實來看，今年日本消費稅上調前的第一季度日本經濟強勁反彈，實現了同比5.9%的快速增長，其中在外需依然疲軟的形勢下佔日本GDP約60%的私人消費較前一季度增長2.1%，而受到消費稅增稅提前消費的影響，4至6月，松下、三菱重工、日立、馬自達等日本著名上市公司和西武等大型百貨店企業效益顯著上升。然而，二季度日本經濟明顯放慢，其GDP同比下滑7.1%，創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以來最大跌幅。主要原因為進入7月份以來日本消費反彈式下滑，其消費者支出均為負增長。雖然，“安倍經濟學”實施後一些日本企業的工資水準有所上漲，但工資的上漲幅度遠遠趕不上消費稅增稅和日元貶值帶動的國內物價水準的上升，導致消費者對收入和雇傭環境的信心指數下降，居民的實際平均收入下跌0.6%。可見，進入8月份以後，消費稅上調的負收入效應取代了增稅前提前消費的替代效應，動搖了安倍政府以消費拉動日本經濟的信心。

　　為克服消費稅上調的負面影響，一方面很多汽車、機電等大型製造業和中堅中小企業均表示大幅提高基礎工資水準，幫助員工來應對消費水準的下降；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增加了5.5萬億日元的補助預算，為企業降低成本，激發企業的創新力，促進經濟的良性迴圈創造環境。但製造業、非製造業中很多零售業、批發業的BSI指數(2014年4-6月)在相隔6個季度後轉為-12.0。尤其是在“安倍經濟學”下日元匯率的不斷貶值，進口能源等價格的暴漲使佔日本企業九成以上比重的非製造業大企業、內需型企業和中小企業面臨進口能源、原材料成本上漲和工資上升的雙重壓力，而消費稅率上調下消費的低迷進一步惡化了大部分企業經營環境和效率。

　　健全財政和社會保障體系，乃是日本上調消費稅率的主要目標。然而，提高3個百分點的消費稅率難以解決1000多萬億日元的政府債務，而為了克服經濟下滑政府所增加的各種補助預算和減免稅措施又增加了新的財政赤字，加上因價格上漲而收入未增加引發的新一輪的消費低迷，進一步牽制明年的經濟發展。面對上調消費稅率拉低日本經濟潛力和財政健全化的遲緩，2015年10月能否如期實施第二輪消費稅改革，也將成為日本各政黨之間進行政治博弈的焦點。

　　顯然，消費稅增稅未能幫助安倍政府實現重建財政、拉動內需、經濟復蘇的目標，反而加劇經濟的進一步下滑。而如果停止消費稅的提高步伐，則意味著“安倍經濟學”以失敗告終。日本安倍政府面臨左右為難的抉擇。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