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經濟異質性與增長非均衡

　　重視結構性調控

　　《經濟參考報》：與成熟市場經濟體相比，發展中經濟體的一個重要特徵是經濟異質性強以及增長的非均衡，這就使得結構性問題非常突出。您認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有哪些？

　　張曉晶：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歸納起來，一個是體制結構，涉及到國有與非國有、體制轉型與雙軌過渡、中央地方關係、政府與市場關係等；另一個是經濟結構，包括産業結構、地區結構、分配結構、增長動力結構、城鄉二元結構、人口年齡結構等等。

　　不同的結構問題會形成不同的結構性調控思路。對於體制結構問題，鋻於經濟轉型還未完成，存在著雙軌過渡，與之相應的是形成雙軌調控的思想，即行政性調控與市場化調控並用。經濟結構問題的存在，使得結構性調控與總量調控並重，有明顯行政性干預色彩和結構性調控特點的産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資本管制、嚴格的金融監管和平衡財政等政策，均為促進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濟進入新常態，體制結構問題會逐步減弱，但經濟結構問題卻仍會長期存在。因此，結構性調控仍然不可少。所以，堅持結構性調控將是宏觀調控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徵。

　　確立調控新指揮棒重啟地方競爭

　　《經濟參考報》：2015年初各地紛紛下調GDP目標。這表明“不以GDP論英雄”的宏觀調控新指揮棒起了作用。不過，和下調GDP同時出現的還有其他一些現象，就是地方不作為。這也是當前許多穩增長項目無法落地的重要原因，您認為，造成這兩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張曉晶：從一定意義上講，下調GDP是一大進步。因為經濟進入新常態，追求增長的效益和品質才是關鍵，關注社會發展、環境生態才更顯重要。

　　之所以會出現地方不作為，究其原因，一是取消“唯GDP”，往往被地方上作消極層面的理解，即不要增長了；二是處在當前中央反腐高壓的形勢下，地方上變得謹小慎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於是，觀望或不作為成了一些地方官員的“常態”；三是改革的推進使得各種利益格局處在調整之中，而相關改革實施方案又不十分明晰，在此情況下，地方更多的是選擇一種觀望態度；四是中央、地方權責不清、激勵不相容。

　　以上這些因素使得地方競爭的原有動力在逐步消失，地方的活力也因此而大大減弱。由此，我們認為，更深層次的問題還不是要不要GDP的問題，關鍵在於，如果地方競爭不以GDP為指揮棒，還可以有什麼的激勵機制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在未來的宏觀調控中，有什麼可以代替GDP的指揮棒作用？

　　張曉晶：我們認為，新常態下的地方競爭應從競爭GDP轉向競爭公共産品和服務。這就意味著弱化對地方政府的GDP考核機制，而將地方公共服務、市場監管、就業水準、社會保障、維護治安、環境保護等指標置於更為突出的位置。

　　“不以GDP論英雄”的新指揮棒只是指明瞭競爭的方向，但還沒有提供競爭的激勵。因此，重啟地方競爭，還需要在增強正向激勵上做文章，關鍵是理順中央地方權責關係，建立激勵相容的機制。

　　地方上沒有動力去做事情很大程度上是與沒有財力和缺乏自主權有關。這是由中央地方權責不清或者權責劃分不合理造成的。為此，需要做出相應調整。一是擴大地方立法權，使之能夠酌情處置地方事宜。二是中央政府部門應進一步集中其財力的使用方向，減少專項轉移支付也相應降低對地方政府的不當干預；地方政府亦要集中其財力使用方向，從而事實上增強地方政府的自主權。三是允許地方政府在不違反國家政策統一性的前提下，結合本地實際，開徵部分地方性稅種。四是推進消費稅改革，在徵收上從生産環節後移到零售環節，並改由地方徵收。這樣，地方將有激勵採取一系列措施促進消費。五是提高地方在增值稅中的分成比例。目前增值稅的中央地方分成比例為三比一，可否考慮調整為五五分成，從而擴大地方財權、激發地方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