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宏觀調控要有新思路

　　 ——訪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研究員張曉晶

　　●新常態下的地方競爭應從競爭GDP轉向競爭公共産品和服務。這就意味著弱化對地方政府的GDP考核機制，而將地方公共服務、市場監管、就業水準、社會保障、維護治安、環境保護等指標置於更為突出的位置。

　　●把握宏觀調控的政治經濟學，就是強調新常態的宏觀調控應具有博弈思維，在制定和實施政策時思考博弈各方的利益訴求和他們的可能反應，儘量做到調控政策的“公允”與“有效”，防止被某個利益集團所“綁架”。

　　●宏觀調控實質上是政府對市場的某種干預，這種干預必須建立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按市場規律辦事。宏觀調控新常態就是要把“市場決定論”作為基本出發點。

　　突出供給思維應對潛在增速下滑

　　《經濟參考報》：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傳統的宏觀調控方式和思路也需要適應新發展新變化，豐富完善調控方式，使中國經濟在進入新常態後繼續保持穩定健康發展，您認為，新常態下的宏觀調控與此前最大的不同在哪？

　　張曉晶：經濟新常態一個顯著特徵是結構性減速。因此，未來宏觀調控最突出的任務也是穩增長，應對潛在增速下滑。

　　新常態下的宏觀調控與此前最大的不同，在於此前的調控，更多是産出缺口管理，即實際産出與潛在産出的差距，經濟過熱時壓縮需求，經濟過冷時擴大需求；而新常態下所遇到的問題則是潛在産出本身下降，宏觀調控重心就是如何穩定或防止潛在産出大幅下滑。正是這樣一種變化，導致宏觀調控思維的變化。管理産出缺口主要運用需求政策，而管理潛在産出本身就要更加突出供給思維，特別是供給面的結構與效率。

　　首先，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中長期減速問題，因此，供給管理思維更加重要。中長期看，中國經濟在人口與勞動、資本和金融，資源和産權、技術與創新、制度與分工等方面都存在各種“供給抑制”。通過放鬆人口生育控制、放鬆戶籍制度、減少資本與金融管制、優化土地與資源産權結構、推動國有企業等低效率領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給抑制”，方可提高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長率。

　　其次，經濟運作中的很多問題，也需要供給思維才能根本解決。比如産能過剩與城鎮化發展問題。産能過剩在中國經濟增長出現結構性減速、潛在增長率下臺階的情況下，期待總需求還能有兩位數增長已不現實。未來一段時間經濟增長的新常態是總需求的增長維持在百分之七到八之間，這意味著，通過需求擴張來吸收消化産能過剩問題餘地非常小，更重要的是從供給面來應對産能過剩問題了。再有城鎮化，傳統的城鎮化戰略寄望于通過城鎮化帶動基礎建設投資和城市消費等國內需求，以支撐經濟增長。與城鎮化高度相關的産業積聚、規模經濟、人力資本積累、知識外溢等對長期可持續發展更為重要的供給面因素，則一直被輕視。事實上，只有從供給面認識城鎮化，發揮城鎮化在提高效率、擴大潛在産出方面的作用，才是應對增速下滑的良方。

　　第三，強調供給思維不是要拋棄需求管理，但擴大需求有時候也要依賴供給管理。儘管在經濟低迷階段，擴大需求很有必要，但擴大內需僅僅依靠需求管理是不夠的。擴大內需一靠投資二靠消費。就投資需求看，主要問題不在於總量而在於結構。未來看，重要的投資方向應是基礎設施建設，但這方面，需要調整投資結構。就消費需求看，如果收入分配結構不調整，産業結構與要素投入結構不轉變，擴大消費需求的目標就很難實現。從這個角度，擴大內需也不單純是需求管理，還要依靠供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