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村“兩委”(村共産黨員支部委員會和村民自治委員會)換屆選舉年，在廣西壯族自治區上林縣西燕鎮江盧村，村黨支部書記李高能正在為換屆選舉發愁。

　　這個有6000人的村子，全村選舉人口約4000人，外出務工人員超過三分之一，但是，村裏尋找一些稍具文化水準、年齡適中、頭腦靈活，有能力帶領村民脫貧致富的“後備幹部”，卻較難找到各項條件都很合適的人選。

　　“一位30多歲的村民是黨員，曾就讀于一家師範專科學校，我們希望他能成村級‘後備幹部’，以便在換屆選舉中當選，卻被拒絕。”李高能説，“另一名村委會幹部，也是村裏養豬創業大戶，致富能手，2011年直接辭職，不願當村幹部。”

　　近日，《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在廣西、貴州、廣東一些農村地區採訪了解到，在一些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不少村屯村“兩委”幹部年齡老化，村級“後備幹部”匱乏，村幹部失去了吸引力，一些地區發展黨員遇到困難。

　　村幹部後繼乏人

　　廣西都安瑤族自治縣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部分農村也遇到村幹部“接班人”難找的問題。

　　拉烈鄉加紅村村委會副主任黃啟權説，加紅村1名村委會主任和2名副主任都59歲了，今年換屆選舉計劃退出，他們找到2名有一定文化水準的“接班人”。“經村幹部不斷動員，終於找到2名‘接班人’，但他們至今仍猶豫不定。一旦2人拒絕，村幹部將不知如何處理。”黃啟權説。這2人都是“90後”，即便他們當選為村“兩委”幹部，一旦中途離職，村裏將首次出現補選情況。

　　在貴州凱里市、黃平縣、丹寨縣、從江縣等部分地區，村幹部後繼乏人的現象也同樣存在。一名鄉鎮黨委書記告訴本刊記者，當地村支書、村主任大多在40歲以上，有個村的專職委員已經70歲了，還在村裏擔任職務。本來還有一個20多歲的本科生，前段時間也辭職了。由於有一定文化的村民多外出打工，發展黨員存在很大的困難。全鄉8400多人中，每年僅能發展黨員20多人。

　　在廣東的欠發達地區粵東西北，農村幹部隊伍年齡老化、能力弱化，農村基層黨組織發展黨員困難的現象也十分突出。

　　受訪的基層幹部反映，目前農村留守的都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隊”(即婦女兒童和老人)，朝氣蓬勃、有能力的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導致相當一部分村支部老黨員多，年輕黨員少，黨組織吸收新鮮血液就像“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一樣難，有的村黨組織連找到合適的黨員發展對象都困難，村幹部青黃不接、後繼乏人。

　　以2011年發生過連續大規模陳情事件的廣東陸豐市烏坎村為例，該村人口約1.3萬人，平時有近3000名青壯年在外打工、經商。烏坎村黨總支書記林祖戀説：“烏坎這麼多人，能當好村幹部的合格黨員很少。100多位黨員，一部分年紀很大，有的話都説不出，路都走不動；一部分是新吸收的學生、復員軍人以及教師，都非常年輕；35歲到50歲的‘中堅力量’幾乎空白。”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分析，在一部分富裕農村，特別是土地價值高、集體經濟發達的農村地區，村幹部不少人“搶著做”；而在那些不富裕的、缺乏資源的農村地區，確實出現了村幹部“沒人願意做”的現象。

　　受訪的一些基層幹部説，村“兩委”幹部需要在群眾中比較具有威信，一些經濟能人、“領頭雁”威信高，但他們大多不願意加入到村幹部的隊伍中來，而那些願意成為村級“後備幹部”的村民，其威信或文化程度卻達不到要求。有一定文化素質、頭腦靈活的村民多外出打工，留在村裏的很少能達到黨員要求，在農村發展黨員較為困難。

　　村幹部難當漸失吸引力

　　除了外出打工導致的村幹部“後備人才”流失，《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在職待遇低、壓力任務重、退休保障弱、上升空間小”也是讓村幹部失去吸引力，後繼乏人的重要原因。

　　在待遇方面，近年來，勞務收入水準持續增長，欠發達農村地區又缺乏集體經濟，村幹部收入相對外出打工明顯偏低。

　　黃啟權説，當地農村幹部的補貼由基礎補貼和績效獎勵兩部分構成，加起來月收入600至900多元不等，而外出務工收入可達三四千元。都安瑤族自治縣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基層辦”)主任黃芳敏説，在當地三隻羊鄉，近年來共有6名村“兩委”幹部辭職外出務工。

　　貴州省黃平縣野洞河鎮仁裏村68歲的老村支書丁世貴介紹，由於住戶分散、事務多，村支書、村主任和會計基本天天都在忙村裏的工作，連自家的農活都顧不上，而年輕人在外面打工一年“隨便能掙三五萬元”，他們不願呆在村裏。

　　與廣東珠三角地區相比，粵東西北不少農村集體經濟薄弱，收入來源少，村幹部靠上級補助過日子。雖然近年來村級幹部的福利待遇逐年提升，但總的來説還比較低，不少農村村幹部每月工資在1000元至2000元之間，遠不如在珠三角打工經商，以致村內“能人”寧願外出打工經商，也不願當村幹部。

　　在工作方面，部分村幹部反映工作任務重，壓力越來越大。一些基層幹部表示，隨著改革的深入，要求基層幹部逐步從“管理型幹部”向“服務型幹部”轉變，對基層幹部的自身素質要求提高，部分村幹部自感壓力大，選擇辭職不幹。

　　“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廣西一名鄉鎮組織委員告訴記者，近年來，包括林改、低保等各項工作都需要村委會幹部具體實施，需準備各種材料，村幹部任務非常重。“比如，如今推進村級規範化建設，不少村幹部完全不懂電腦，可實際工作中，卻需使用電腦輸入各種材料，這讓村幹部感覺困難重重。”

　　貴州多地基層幹部反映，當前農村存在一些矛盾，面對農村低保、救濟救助、計劃生育等方方面面容易“得罪人”的工作，加上要填寫各種各樣的表格、上報材料等，還要做群眾工作，有的地方到縣城開一次會就需要三四個小時的車程，工作量太大。

　　在保障方面，村幹部“卸任”後缺乏收入等保障。粵東西北農村地區，受訪村幹部的養老保險大多數靠自己掏錢購買。部分村幹部自嘲説：“在職時像五保戶，退休了不如低保戶。”

　　廣西、貴州一些受訪村幹部表示，做村幹部收入不高且不能培養出一技之長，年齡偏大後又錯過了外出打工的“黃金期”，後續生活會更為緊張。都安瑤族自治縣拉烈鄉加紅村村委會副主任覃寶貝説，在西部農村，一些村“兩委”幹部為村民服務多年後落選，而此時年歲已大，無法外出務工，這也是一些青壯年村民不願加入村“兩委”班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上升空間方面，廣東省湛江市委黨校教師肖任近期在當地調研發現，湛江每年從村黨支部書記或村委會主任中招考公務員或事業幹部的指標少之又少，一年幾個名額對全市近千名書記主任來説等同於“杯水車薪”，很難解決他們的出路問題。

　　“目前，我國的自治體幹部和國家幹部之間，還沒有打通‘管道’，村幹部上升空間小，吸引力不大。”黨國英對本刊記者説，“部分地區，村幹部‘美譽度’不佳，村裏的‘能人’能賺錢，為什麼要做村幹部？”

　　盼多措並舉穩定村幹部隊伍

　　多位受訪農村基層幹部反映，村“兩委”在落實黨和政府政策及農村自治管理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央各項政策的“終端執行人”，當前應採取各項措施，吸引更多“領頭雁”加入村“兩委”班子，避免各項工作“最後一公里”遇到障礙。

　　一些基層幹部認為，應根據實際情況增加部分地區村“兩委”幹部補貼，並考慮提高養老待遇。可以採取考核補貼的方法，對於能夠完成任務、獲得村民認可的村幹部，給予獎勵性補貼，並通過提高社保和養老保險補貼等制度，解決村幹部的後顧之憂。

　　廣西上林縣從今年1月開始將在職全額補貼村幹部待遇每月增加300元，半額補貼的村幹部待遇每月提高550元，一些合適的村級“後備幹部”加入村“兩委”的積極性明顯提升。

　　基層幹部建議，大學生村官熟悉電腦操作，有利於推動農村工作的資訊化，也能為農村帶來新思想、新探索，應加大這一政策對貧困地區的支援力度。在更廣泛利用大學生隊伍的同時，應為其提供更好的發展空間，以增加農村幹部崗位的吸引力。

　　從2012年開始，廣東省注重在農村致富能手、專業合作組織負責人、復員退伍軍人、外出務工經商返鄉的黨員中選拔思想政治素質好、帶富能力強、協調能力強的優秀黨員作為村黨組織書記，鼓勵優秀民營企業經營管理人員、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退休幹部職工中的黨員回原籍擔任村黨組織書記，探索村黨組織書記跨村交流任職，採用強村帶弱村、大村帶小村、富村帶窮村的辦法建立聯合黨組織，擇優選拔村黨組織書記。

　　近年來，廣東對部分欠發達地區農村基層組織進行“人才扶貧”，加強對口幫扶村“兩委”班子建設。珠海在對口幫扶揭陽扶貧開發工作中，安排專項資金，幫助揭陽近百個貧困村各選聘一名大學生村官，為村“兩委”輸送新生力量；鼓勵駐村幹部把黨組織關係轉到貧困村，擔任村黨支部副書記；設法解決好一些村班子不健全、村幹部後繼乏人的問題，給當地黨員幹部輸入現代管理理念。

　　也有基層幹部呼籲，當前不少政府職能都安排給村幹部來完成，應為村委會幹部“減負”，防止“過度使用”降低村幹部工作積極性。

　　黨國英説：“要解決村幹部進入公務員隊伍的上升通道問題，同時整頓幹部作風，提升村幹部美譽度，讓更多‘能人’願意為村裏服務。”

　　廣西上林縣基層辦主任蒙紹峰説，一些村幹部有著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但理論水準有限，很難通過正規公務員考試進入鄉鎮政府工作，如果能允許部分達到一定條件的村幹部“直通”進入公務員隊伍，將吸引更多有一定文化和致富帶動能力的村民進入村幹部隊伍中。

　　黨國英認為，隨著城鎮化進展和新型城鎮化建設，農民擁有了很大的自由，欠發達地區農民外出務工經商增多，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對這些農村地區的公共事務，可通過鄉村行政服務中心、下派挂職幹部等推動完成，不一定全部依靠本村本地能人。”他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