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構：全球市值TOP2500家上市公司中——

　　【金融·資本】 2014年中國上市公司CEO更替率全球第一

　　CEO更替引發的改朝換代，在公司內部絕對算得上一場人事地震。但對“國字頭”中企來説，過去數年卻並不多見，因為除了年齡觸線、仕途升遷這樣的原因，國企CEO更替的幾率少之又少。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近日從諮詢公司思略特(編者注：其前身博斯公司與普華永道合併組建而成的諮詢公司)獲得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上市公司打破過去的沉悶氛圍，在以去年1月1日收盤股價為基準的全球市值最大的2500家上市公司中，有193家是中國公司，中國CEO更替率從以往的全球墊底躍升第一，達到15%，共有25家上榜公司(含21家中國國企和4家民企)29位CEO離開原來的崗位，其中有25位來自國企。

　　記者對比縱向數據發現，低迷的中國CEO“換手率”其實是從2013年開始發生變化的。在2013年以前，中國上市公司CEO整體的更替率大約只有全球主要經濟體平均水準的一半。值得一提的是，能夠登上市值榜單的中國上市公司多數是國企。

　　不過，記者調查後注意到，過去一年，多數仍然是因為年齡、內部職位變動等因素引起的換屆，同時在反腐、企業結構調整等原因作用下，中國CEO更替率才上升到全球第一，達15%。

　　兩位CEO離崗或涉反腐

　　思略特獨家提供給記者的數據顯示，在其跟蹤調查的2500家上市公司中，2014年有兩位中國國企CEO的更替可能與反腐動作相關，分別是中國中鐵股份公司(601390.SH)CEO白中仁和國海證券(000750.SZ)CEO齊國旗。

　　“國企負責人腐敗其實是與我們的部分國有資産産權不清晰、企業幹部在使用過程中約束監督機制不強有直接的關係。”接受記者採訪時，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韓保江教授坦言。

　　公開報道顯示，2014年1月，曾經是中國中鐵CEO的白中仁在任期即將屆滿之際意外墜樓。關於其意外逝世的原因，見諸報端的有兩種説法，一種説法是因為中鐵債務包袱不幸罹患抑鬱症；另一種猜測則是可能與鐵路系統的反腐浪潮有關。

　　相比之下，國海證券總裁齊國旗的落馬或許釋放出更確定的反腐信號。這位國海證券的靈魂人物2014年11月被警方帶走協助調查，被媒體和業內人士認為起因是涉及債市黑金，成為債市反腐的標誌性事件。

　　記者注意到，齊國旗被警方帶走後，桂東電力(600310.SH)、河池化工(000953.SZ)都曾發佈公告宣佈減持國海證券的股票。而2014年1月白中仁意外墜樓後，中國中鐵的股價也低迷了很長時間。

　　“相對而言，民企的內部監督機制更強，對腐敗的容忍度更低，但國企內部沒有一個所有者，所以國企監督機制較弱，容易産生一些管理腐敗。”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微觀室副主任劇錦文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這樣解釋。

　　隨著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大，今年或許會有類似的CEO更替案例發生。事實上，據媒體報道，今年中央在首輪巡視中，已有26家國企中的多名高管接受處分和調查，其中包括中國電信原副總經理冷榮泉，中海油原黨組成員、副總經理吳振芳等。

　　多位國企CEO因超齡被動換屆

　　記者注意到，中國市值第一梯隊的國有企業中，CEO更替最大的原因仍然是因為年齡觸線。如中國銀行CEO李禮輝去年離任時63歲，與去年卸下海通證券CEO身份的李明山同歲，上海電氣集團CEO徐建國去年退休時已經64歲，兗州煤業CEO張英民也因年屆62歲而被更替。

　　“國企上市公司CEO大部分是由政府任命，公司本身由各級國資委控股，CEO任免必須獲得國資委批准，政府在衡量國企經營者的標準中，身份和級別仍然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絕大多數國企經營管理者還是政府的‘準官員’，所以很多都是因為超齡這樣的問題發生常規更替，更替率的提高並不能代表國企董事會治理更加市場化了。”一家券商的國有資本觀察人士對記者坦言。

　　思略特全球合夥人徐滬初也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分析，通過對近15年數據的跟蹤觀察可以發現，中國上市公司董事會治理的市場化程度的確較低，與西方國家相比仍有一段差距。

　　國企CEO更替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另一個標誌是繼任者的來源。曾有調查稱，大型國企 CEO繼任者中，有1/3 來自企業外部，而外部繼任者中有超過 2/5來自中央、國務院各部委、地方政府等政府機關。

　　國企罕見職業經理人

　　記者注意到，能夠登上全球市值2500強，且去年發生CEO更替的中國企業裏，僅有4家為民營企業，分別是天士力制藥集團、搜房控股、新奧能源和四環醫藥。其中有兩家在計劃更替時選擇了聘用職業經理人，兩位繼任者分別為天士力制藥集團CEO朱永宏和新奧能源CEO韓繼深。

　　民企董事會更替的市場化嘗試明顯比國企用力。比如，天士力本身是家族企業，董事會將CEO職位讓給了與家族血緣毫無關係的朱永宏，從天士力董事局主席閆希軍和總裁吳乃峰的獨子閆凱境手中接過生殺大權，閆凱境僅出任董事長。

　　對於家族企業究竟應該從內部選擇CEO還是從外部聘用職業經理人，一直各有説法。國美與其前職業經理人陳曉的交惡而演繹的世紀商業大戰，至今讓許多家族企業心有餘悸。另一方面，也有越來越多民企上市公司選擇像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那樣不傳位子女。

　　諮詢公司麥肯錫研究還顯示，全球範圍內家族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24年，其中只有約30%的家族企業可以傳到第二代，能傳至第三代的家族企業不足13%，只有5%的家族企業在傳至三代以後還能繼續為股東創造價值。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以後肯定提倡更多從外部聘任職業經理人，但是因為我們很多國企幹部是按照黨的系統來管理的，更多是要通過組織考察，與國外一般從市場選拔不一樣，我覺得什麼事都要從中國實際出發。內部有合適就從內部選，內部沒有合適的再從外部選。隨著以後越來越市場化，這會成為很自然的事情。”韓保江教授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

　　劇錦文則對記者強調，國企應該是分類型的，一類是公益性公司，無所謂從市場上挖掘繼任者，因為本身就強調承擔更多公益性服務，而不是追求營利目標，只要能擔當社會責任，政府去選拔就可以。劇錦文説：“對另一類處於競爭領域的企業，他們主要是營利為目的，就要求企業經營者要有相當的經營能力，建議更多從競爭性的市場去選拔最優秀的管理者進入國有企業，擔任最高決策者。”

　　思略特報告數據顯示，去年上榜企業中，尚無一家國有上市公司的CEO更替是從外部聘用職業經理人。

　　董事長身兼CEO等現象不利於公司治理

　　對於有的國企CEO同時擔任董事長、董事等職這種現象，韓保江教授對記者強調：“權責分離肯定是大勢所趨，因為從現在法人治理結構看，CEO與董事會是一種委託代理關係，這是一種激勵與約束相統一的關係，所以分是合理的，一兼多任是不合理的。”

　　在記者獲得的更替名單中，去年共有5家企業董事長或總裁主動不再兼任CEO，其中3家是國有企業，分別為中國中鐵、上港集團、兗州煤業，四環醫藥和搜房控股為民營企業。

　　《公司法》顯示，公司股東依法享有選擇管理者的權利。從法理上看，公司股東所組成的董事會與CEO存在一種雇傭與被雇傭的關係，這種關係其實從另一個層面也發揮著相互激勵與相互監督的作用。

　　“按照公司的制度來看，董事長與CEO分離是公司制度的一個根本的要求，合二為一的話可能會導致這種‘廉價決策’。”劇錦文如是説。

　　作為現代企業治理中的重要機構董事會，其在公司的發展過程中一方面發揮著維護股東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則在指出公司未來的發展走向與制定決策方面佔重要位置，如何發揮好國企董事會的作用，對於國企的良好發展有決定性意義。

　　思略特報告顯示，近年來被迫更替CEO的公司股東價值損失高達1120億美元，相當於每家公司損失18億美元，遠高於計劃內更替産生的損失，若能將被迫更替率從去年的14%降低到10%，這些公司股東價值將總共增加600億美元。

　　“CEO更替計劃做得好的公司，一般都能將CEO治理作為董事會的日常議題，這樣做常常能夠防患于未然。”徐滬初對記者解釋，“既然CEO更替牽涉到公司價值，就需要得到公司高層董事會的重視，而不是轉移給人力資源部門，首先，董事會要為繼任流程負責，建立一個牢靠的、可持續的高管聘用體系；第二，董事會必須制定繼任計劃，這個計劃必須保證機密；第三，人力資源流程必須對那些為公司人才發展作出貢獻的經理給予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