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建築工地打工14年了，年年欠薪，年年討薪，這些艱辛的路，説出來都掉眼淚。”來自河南的建築工人張克儉説。至今，他還沒有拿到去年的工資。

　　時值2014年年尾，農民工群體再次面對勞資糾紛易發期。

　　12月5日，由多所高校“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劃”、公益組織北京行在人間文化發展中心聯合發佈的《當代建築業欠薪機制與勞資衝突調研報告》（下簡稱《報告》）顯示，在拖欠建築工人工資環節中，勞務分包企業與開發商分列前兩名。

　　7年138起欠薪案例，揭示建築業“層層盤剝”食物鏈

　　12月5日，是多所高校和民間公益組織發起的“建築工人關愛日”。

　　“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劃”發起人之一、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盧暉臨介紹，這項調研報告基於7年間跟蹤訪談和研究的138起集體討薪案例。調研者對一線工人進行了大量的深入訪談，在100余個建築工地開展實證研究，接觸到不同層面的管理員、包工頭和帶班。

　　“自2003年時任總理的溫家寶替農民工討薪以來，中國建築業的勞動關係開始發生調整和變化。”北京行在人間文化發展中心負責人李大君説，“最具代表性的政策，是試圖以建築業勞務分包公司來取代‘包工頭’，以規範建築勞務市場。”

　　建築業的勞務分包制度，始於2005年。當年8月5日，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印發文件指出：“從2005年7月1日起，用三年時間，在全國建立基本規範的建築勞務分包制度。”按規定，到2008年，建築施工企業須成立自己的建築勞務公司。

　　但《報告》調查顯示，2008年至今，建築業“層層盤剝”的“食物鏈”仍普遍存在。這條利益鏈的頂端是開發商，下一層則是建築勞務公司。

　　《報告》顯示，在拖欠建築工人工資環節中，勞務分包企業與開發商分列前兩名，它們所佔比例分別為43.5%與31.2%。

　　相對而言，“欠薪包工頭”所佔比例僅為13.8%。總包施工企業在建築業農民工工資拖欠環節所佔比例，僅為7.2%。

　　《報告》認為：“勞務公司通過向不具備資質的私人包工頭提供資質，賺取挂靠費用。而具體的一線工人的招募和組織管理，仍舊由最基層的包工頭來完成。這樣一來，建築施工企業將用工責任轉嫁到包工頭身上。”

　　《報告》認為，包工頭成了“夾心餅乾”：“一方面要為施工企業從鄉下招募、組織和管理一線建築工人，另一方面，還要為私人挂靠者的資金缺口墊付資金。”

　　“在建築工程分包的過程中，每經過一層，下家都需將工程承包價的少則百分之幾、多則百分之十幾，上繳給‘上家’和工程監理。就在這種利益鏈條中，無論是工程品質還是工人工資，都無法得到保障。”《報告》總結。

　　在138起案例中，層層分包與轉包的比例高達97.1%。

　　88.4%的建築施工企業存在資質挂靠，同一工地總包施工企業與勞務分包均不存在資質挂靠的比例僅為2.2%。其中，總包施工企業的挂靠比例為66%，勞務分包企業的挂靠比例更是高達82%。

　　“資質挂靠、層層分包與轉包，不僅使得工程品質難以保障，而且工人的施工安全與工資也存在著巨大風險。”《報告》認為。

　　“按照約定，全額結算”僅佔一半

　　山東籍建築工人李建華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為討要工資打了4次官司，“次次都輸”。

　　他的第四次訴訟，目前仍在進行之中。“從仲裁到一審、二審，法院都是依據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判勞務公司給工人發放工資。”近日，他們又去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但他並不樂觀。

　　《報告》顯示，建築工人即便經過司法途徑，全額結算工資的比例也不高。

　　從討薪的結算標準來看，“依照約定，全額結算”的比例僅為44.9%。即便加上“年底結清”的部分，也只有56.5%。

　　甚至，8%的欠薪案例中，工人經過討薪，仍舊分文未獲。這又是為什麼？

　　《報告》中的另一個數字提供了答案。在138起集體討薪案例中，沒有勞動合同的比例高達95%。

　　“在工人向施工單位討薪時，如果沒有勞動合同，工人訴諸法律來維權，那麼，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就會依照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來支付工人工資。”李大君説。

　　12月5日到場的四川籍農民工劉順雄同樣沒有簽勞動合同。據劉及其工友介紹，2013年1月6日，他們所在的某工地發生建築坍塌事故，造成8名工人受傷。因為沒有勞動合同，傷者無法鑒定為工傷。

　　“4名工人跟建築公司‘私了’，我們4人選擇上訴，快兩年了，還沒有個結果。”劉順雄説。

　　“保障房無保障”，成欠薪重災區

　　《報告》説，除了商品房，保障房項目工地成為“新增的欠薪重災區”。

　　目前，保障房建設主要採取的是“開發商墊資施工、政府回購”的模式。《報告》統計，高達82.6%的涉事工地存在總包施工單位墊資的行為，其中商品房與保障房墊資比例最高，分別達到96.1%與94.4%。

　　在李大君看來，並不良性的勞資關係，使“保障房變得越來越沒有保障”，“住戶安全沒保障，農民工工資也沒保障”。

　　“無論是房地産開發商還是施工單位，都是‘最低價中標’。”李大君説，“保障房利潤有限，開發商和施工單位為了盈利，會選擇擠壓成本。於是，在沒有辦法改進施工企業管理的情況下，只可能從建築材料費和人工費上壓縮成本。”

　　《報告》顯示，2011年後，隨著監管部門對保障房品質監管力度的加大，材料費可壓縮的空間已經不大。“採取各種手段壓縮人工成本，壓低或拖欠農民工工資，就成為一些開放商重要的獲利方式。”

　　《報告》調研138起案例顯示，高達94.9%的討薪案例，工人在討薪期間無報酬，交通、食宿自理。“工地方欠薪的違法成本被轉嫁到了欠薪農民工身上。即便100%討薪成功，涉事工地所付出的也只不過是他們本應付給農民工的工資。”

　　在138起案例中，討薪工人被毆打的佔30.1%，尚無一例打人者被抓獲。

　　“勞有所獲是勞動者最基本的權利。如果身邊的問題解決不好，就會使社會衝突和矛盾進一步加大。在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工欠薪問題累積出的社會矛盾逐漸增多，亟待解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蔣一兵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