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過去一年的市場洗禮，一群誕生於幾年前、並在去年上半年乘勢擴大規模的“草根私募”，都在不同程度上遇到“成長的煩惱”——凈值回撤、規模縮水、甚至險些“斷炊”。

　　“在牛市獲得的技能，遠不如在熊市中得來的更刻骨銘心”，在漫長的存量博弈環境下，這群脫胎于私募註冊制的首批“嘗鮮者”羽翼漸豐，他們執著地堅守著各自的投資邏輯，靜心等待價值投資的再次回歸。

　　不過，面對宏觀經濟的“L型”走勢，眼下的這場市場硬仗並不好打。他們對眼下的A股有著十分理性的判斷——既反對極度看空，也不贊同動輒“千點豪情”的“速勝論”。

　　草根私募發展步履維艱

　　就在4月下旬，程峰在朋友圈透露已離開供職幾年的某傢俬募，下一步去哪，他並沒有明確告知，但在回應上海證券報記者時説，“可能會與幾個朋友一起成立家新私募，名字還沒想好，但肯定不會離開投資這個圈子。”

　　程峰是70後，大學畢業後隻身來到北京。工作之餘他最大的興趣就是股票投資。一次偶然的機會他遇到了某知名股評人，聊起投資彼此相見恨晚。後來，這位股評人創辦了某傢俬募，他也成為該私募最年輕的合夥人。

　　作為一家專注成長股的“草根私募”，這傢俬募的核心團隊只有三個人：董事長負責整體策略兼傳媒行業研究；董事總經理重點研究醫藥行業；而程峰則主抓消費行業。對於看好的公司，他們會不惜代價去調研，“自下而上”的選股策略，是這傢俬募的牛市制勝之道。

　　“我們並不熱衷短線操作，一些十分看好的公司，我們會堅定持有數年，只有待市場極度瘋狂、股價嚴重高估時，才考慮賣出。”篤信成長股的董事長曾告訴記者，因為資金有限，他們只能重點攻擊最熟悉的行業和公司，而一旦選定目標，公司就會堅定持有，不動如山。

　　但遺憾的是，一隻讓董事長十分看好的某成長股，在並沒有達到他心目中的價位時，就開啟了見頂下跌的漫漫熊途，過去一年間最大跌幅超過六成。在程峰離開這家公司時，這傢俬募去年上半年新發的兩隻産品，凈值回撤仍在三四成。

　　與通過在股市上“做多”盈利的私募不同，從券商投奔私募的梁凱則選擇了“多空策略”——在熊市中，可以在股指期貨上做空盈利，而在牛市中，則在期指上做多盈利，既不當死空頭，也不當死多頭，完全跟著趨勢做。

　　2013年年中，梁凱創辦的量化私募發行了成立以來的首只産品，産品凈值一直表現平平，直到2014年11月底，他開發的量化系統發出了強烈的“做多信號”，其凈值也在隨後的一個月時間裏直線躥升。

　　也是拜去年牛市所賜，梁凱在2015年順利發行了四隻新産品，既有量化對衝的，也有多空趨勢的，還有套利策略的。不過，除在股市異常波動前搶發的一隻量化對衝産品獲得40%收益外，其他三隻新産品的凈值都並不樂觀：兩隻微盈，一隻略虧。

　　自去年8月股指期貨交易規則趨嚴以來，包括梁凱所在公司在內的對衝基金都“一夜入冬”——開倉困難、高頻癱瘓、交易成本上升。其中，受影響較大的私募基金，主要採用股指期貨CTA策略、阿爾法策略和股指期貨套利策略。

　　談及成交量的今非昔比，歌斐資産FOF基金董事總經理寧冬麗對記者解釋稱，任何一個衍生品都兼具價值發現和流動性功能，自股指期貨工具被限制後，從事量化策略的對衝基金都無法正常發揮，所以才造成大家所看到的成交量大幅萎縮的結果。

　　一場攸關生死的持久戰

　　“他們出身草根，屬於私募裏面的民間派，但他們業績並不比那些科班出身的差，反而由於他們沒有所謂的理念束縛，更容易打破窠臼，守正出奇。”去年5月，談及草根私募創業潮，一位混跡于北京私募圈的業內人士對記者這樣描述。

　　在上述業內人士看來，這批誕生於牛市前夜的草根私募，生逢其時趕上了大牛市，而真正考驗他們管理能力的，卻是在牛市之後的漫漫熊市。至於到底能否經受考驗，至少需要經歷一輪完整週期才能得以驗證。時隔一年，這番話竟一語成讖。

　　牛市管理多少錢的資産規模，才能維持一傢俬募熊市裏的日常運轉？三年前辭去公職創辦量化私募的梁凱對此有深刻理解：除去繁瑣的註冊、財務、稅收事宜，辦公成本和用人成本是一家新創私募的最大運營成本。

　　“我們想招聘一個人，開20萬元年薪的話，企業要承擔至少35萬元的成本。”梁凱稱，因為高昂的用工成本是制約其發展的一大困擾，只有在牛市做大規模、打好基礎，才能保證撐過下一個熊市，而這個門檻至少要“二、三個億”。

　　“二、三個億”只是不足十人小團隊的規模“底線”，而對於三五十人的中型規模私募，“少於十個億”都會面臨生存危機。

　　為儲備熊市裏的“糧草”，很多近年新成立的草根私募，不得不在牛市奮力搶發産品，做大規模，執行十分激進的投資策略，而一旦市場風向驟變，這些習慣保持“高倉位”博弈的草根私募，則很可能遭遇“平倉”危機。

　　談及做私募前後的最大變化，一位前年年底成立私募的“超級大戶”坦陳，成立私募後壓力更大了，以前管理自己的資金對回撤看得並沒有那麼重，但現在替客戶管理資産，稍有回撤，投資人就會打電話過來質詢。

　　作為數輪巨幅震蕩後的“倖存者”和存量博弈下的“堅守者”，受訪的幾位草根私募大都如履薄冰，因為私募契約中的“絕對回報”條款，既是對私募管理人的一個“枷鎖”，也是激勵他們的巨大挑戰，這關乎收益，更關乎聲譽。

　　“今年市場非常不好做，很多擇股型的管理人，最近都將大量資源花在研究上，甚至超配了比以往更多的研究員。”寧冬麗發現。她判斷，今年市場大概率將價值回歸，屆時最優質的上市公司將得到機構的認可。

　　面對存量博弈的市場，擇時能力強的私募，也會將擇時策略發揮到了極致。寧冬麗稱，原來可能是年度、季度判斷，現在則變成了周、月度，甚至更短時間判斷，他們已經把整個擇時模式和空間擴展到極致，他們希望精準控制倉位，進而幫客戶實現絕對收益。此外，對於另一些規模略大的私募而言，“多策略”趨勢也非常明顯。寧冬麗認為，因為市場有情緒存在，一種策略很難為客戶創造絕對收益，很多私募也將産品線延伸到商品期貨、港股甚至海外市場，這也是當下私募應對持久戰的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