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細微的科目調整，再度激發市場對外匯佔款數據的關注和擔憂。

　　近日，央行在2016年1月份的常規金融數據報表中作出了兩處調整。一方面，央行不再公佈《金融機構外匯信貸收支表》來源方項目下的“外匯買賣”項目；另一方面，央行將《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中的“外匯買賣”項改為“中央銀行外匯佔款”項目。

　　證券時報記者注意到，市場投資人士對這一報表科目的細微調整相當敏感。甚至不乏觀點認為，央行在目前的環境下對月報項目進行調整，難免引發市場對於資本外流壓力的更大猜測。

　　但是受訪的專業人士表示，這種擔憂可能屬多餘。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央行此舉並非隱匿資本外流數據，而是讓此前容易混淆的金融機構口徑、央行口徑外匯佔款兩個概念更為清晰易懂，本質上並未改變。

　　兩處調整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央行第一次在其財務報告中調整項目，在穩定人民幣匯率及資本外流壓力的背景下，此次調整的時間點讓市場尤為關注。

　　央行2016年1月份的《金融機構外匯信貸收支表》顯示，此前按月公佈的來源方項目下的“外匯買賣”項目已經消失不見。同為來源方項目的“其他”項目金額為2439.17億美元，較2015年12月數據增加了2235.26億美元。

　　在2016年1月《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中，央行將“外匯買賣”項改成了“中央銀行外匯佔款”，金額則由2015年12月的26.59萬億元降至24.21萬億元。

　　魯政委認為，此次央行月報項目的技術性調整使外匯佔款數據更為清晰易懂。此前有央行口徑的外匯佔款及金融機構口徑的外匯佔款兩個數據，但很多人對這兩個概念區分不清，容易産生概念混淆，現在央行月報中僅採用央行口徑數據，本質上並未改變且更為通俗易懂，反倒回應了市場最關心的話題，即央行在干預匯率波動的過程中到底花了多少錢。

　　據了解，由於銀行結售匯制由商業銀行櫃檯結售匯市場和銀行間外匯市場兩層市場體系組成，且兩個市場外匯供求都存在管制剛性，因而外匯佔款也就相應具有兩種含義及統計口徑。

　　其中央行口徑外匯佔款是央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收購外匯所形成的人民幣投放，屬於央行購匯行為，反應在央行資産負債表中“國外資産”項下，其變動對基礎貨幣投放産生影響；而統一考慮銀行櫃檯、銀行間外匯兩個市場的整個銀行體系（包括央行和商業銀行）收購外匯所形成的向實體經濟的人民幣資金投放則為金融機構口徑外匯佔款，金融機構外匯佔款統計在《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中，計入資金運用方的“外匯買賣”項下。

　　數據無法隱匿

　　此前，通過不同口徑外匯佔款往往可以探尋到資本外流或是央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操作的痕跡，不過央行此番月報項目調整無疑使得這種測算方法更為艱難。有市場分析即認為，央行存在借此掩蓋資本外流情況的意圖。

　　澳新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劉利剛指出，由於央行不透明的工作方式，市場無法對其資本流動情況形成一個清晰的認識，這將引起更多的猜測，猜測中國正受到資本外流的巨大壓力。

　　不過魯政委稱，央行並非隱匿數據。在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之後，此類數據需按照國家規範正式披露，此番兩處技術性調整結果並非隱匿，而是讓概念變得更加清晰易懂，對負債端的基礎貨幣投放也無實質性影響。

　　“關注資本外流的前提是固定匯率制度，或者説匯率彈性非常低的經濟環境下才會關注資本外流，因為固定匯率制度常常與資本管制聯繫在一起，外匯儲備流出情況決定存量，此時外匯佔款就變成一個很關鍵的數據。貨幣當局能隨時動用，以穩定匯率的資金只有外匯儲備，如果被個人賬戶買進，央行外匯相應儲備就相應減少。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本外流只能是指外匯儲備的減少，而不是説境內的資金轉移到海外，此時要測算資本動態仍可採用央行外匯佔款數據。”魯政委表示。

　　招商證券宏觀研究主管謝亞軒認為，央行基本上做不到隱匿數據，因為有很多數據來源可以獲得有關資本動態的資訊。“我們正等待更多數據的發佈，包括央行收支表、外管局發佈的商業銀行購售匯情況等，以更好地了解資本動態和解讀央行做出這種調整的意圖。”謝亞軒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