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郵一位民國初年出生的老太，2013年近百歲高齡時病逝，留下一張清朝時期的紅木桌子和幾把椅子。正是這些價值百萬元的“傳家寶”，讓六個子女的家庭捲入到一場長達2年多的遺産官司中。日前，經過揚州市中級法院終審，才使其告一段落。 通訊員 葛學濤 吳磊 揚子晚報全媒體記者 于英傑

　　缺席的“家庭會議”

　　埋下遺産紛爭的“種子”

　　老太名叫王英，出生在民國初年，王老太老伴在1995年就去世了，他們共同養育了六個子女，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六都是男孩，老五是女孩，早已成家立業。2013年初，這位年近百歲的老人因病去世。留下的主要遺産，就是一張清朝時期的紅木桌子和4把已破損的紅木椅子。

　　由於一些品種的紅木極為稀缺，紅木傢具的價格連續多年暴漲，一斤的市場價已高達幾萬元。為此，這套桌椅在王英的幾個子女眼中，已變成了珍寶。在老人病逝的當月，老大通知其他5人召開家庭會議，但老五、老六沒有參加會議，因為當時已有風聲説，準備把這些紅木傢具分給長孫——老四家的兒子，老五、老六對這樣的分配方案不滿意，索性就沒參加家庭會議。

　　儘管兩人缺席，但家庭會議如期召開，會議形成了一份會議記錄，內容大致是：紅木桌子由老四兒子繼承，並由其給予其他法定繼承人一定補償，補償額為紅木桌子價格的10%。另外，4把紅木椅子交由他修整成兩把完好的椅子。

　　遺囑突然出現反讓爭奪戰“升級”

　　老六“佔”文物不讓，遺囑忽然出現

　　對於這份分割遺産的家庭會議記錄，老六很有意見，認為由於他和老五沒有參加會議，不能就此分配遺産。除此之外，老六認為，王老太晚年一直在他家生活，這套桌椅也存放在自己家。最終矛盾進一步擴大，引發訟爭。

　　2013年5月，老四到高郵法院起訴，要求繼承遺産份額50萬元(原告對桌椅暫時估價100萬元)，要求被告老大、老六給付財産份額，並承擔訴訟費用。

　　審理中，老六的兒子申請以獨立第三人身份參與訴訟。老六的兒子拿出一份王老太于2012年2月份，由他人代書的一份遺囑。在遺囑中，王老太將其所有的主要財産，即紅木桌子一張和紅木椅子4把歸老六的兒子繼承，並強調其他親屬子女無權相爭。這份遺囑的出現，使原告的訴訟請求失去了基礎。

　　老四懷疑遺囑造假，再次發起訴訟

　　作為原告的老四，對遺囑的真偽提出強烈質疑，並申請對遺囑形成時間進行鑒定。2013年9月6日，南京師範大學鑒定中心作出《司法鑒定意見書》，其鑒定結果認為，遺囑形成時間是真實的，原告于2013年10月申請撤訴了。

　　然而2013年11月，老四再次向高郵法院起訴，被告是老六的兒子，要求確認老六家兒子拿出來的那份遺囑是無效的。隨著訴訟進行，王老太6個子女分化成了“兩大陣營”：老二、老三、老四是一派，他們認為遺囑是偽造的，紅木傢具應該按家庭會議記錄分配，由二老生前最喜歡的長孫，即老四的兒子繼承；老大、老五(老太唯一的女兒)、老六是一派，他們認為遺囑是真實、可信、有效的，紅木傢具應該由老六的兒子繼承。

　　立遺囑時是否清醒，引發隔空激戰

　　原告老四認為，母親王老太雖然一直跟老六在一起生活，但他們之間並不和睦；在母親去世後辦理喪事過程中，特別是在發生爭議訴至法院之前，大家甚至都不知道這份遺囑的存在。被告老六的兒子則認為，奶奶王老太及父親晚年一直與其在一起生活，時間長達近20年，奶奶與父親、與自己之間感情很深厚，立遺囑之時，有兩位見證人在場，並且有照片和當時的錄影資料為證。

　　原告的證人主要是家族中人，他們證言證實：老太晚年生活不能自理且神志不清，加上她不識字，根本不可能想到找人代其立遺囑；王老太夫婦生前與老六一家關係並不太好，父親在世時曾經説過，要將桌子給長孫(老四兒子)繼承。

　　遺囑形式合法 但紅木桌椅並不“完全”屬於老太

　　高郵法院認為，雖然被告提供的證人證詞和音像資料存在一定瑕疵，但基本可以認定遺囑形式合法。

　　王老太有權在遺囑中處分其所有的財産，而涉訴財産係其與老伴的夫妻共同財産，老伴去世後未立遺囑，屬於老伴的那一半財産份額，實際上未發生繼承。根據調查，老太訂立遺囑時，她實際上只有權處分約64%的財産份額。因此遺囑只針對老太有權處分的約64%的財産份額有效，其餘約36%應當無效(由於老伴未立遺囑，所以這一部分應由六兄妹平分)。為此，原告老四不服，上訴至揚州市中級法院。日前，揚州市中級法院作出終審裁定，維持原判。目前，這起複雜的遺産爭奪戰已進入履行判決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