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吳波，1906年生於安徽省涇縣。1939年6月參加革命工作，1941年9月加入中國共産黨。歷任陜甘寧邊區財政廳秘書主任，晉察冀邊區糧食局副局長、代理局長。解放戰爭期間，兼任晉察冀野戰軍後勤司令部供給部副部長，晉察冀邊區財經辦事處處長，華北解放區財政廳副廳長，華北人民政府財政部副部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央財政部辦公廳主任、部黨組副書記、機關黨委書記，副部長、黨組成員，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黨組副書記，財政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兼任國務院財貿黨委副書記。1978年後歷任財政部顧問，財政部部長、黨組書記，財政部顧問、黨組成員。1988年離休。

　　一位父親、一份遺囑，一個流傳至今的故事。這一切都與吳波有關，與這位參與奠定新中國財政基礎，年逾古稀仍擔當大任的前財政部長有關。

　　時間回到10年前，2005年的2月初春，99歲的吳波走完了生命的旅程，留給兒子們的只有一份特殊的遺囑。説特殊，是因為同樣的遺囑，吳波立了兩次。一次是2000年病重期間，一次是去世前一年；説特殊，是因為兩次遺囑的內容都是要將自己的待遇住房交公。第二次遺囑，他特別寫給財政部黨組，並要求子女不向財政部伸手要任何照顧。

　　老部長吳波雖然已經走了10年了，但這個故事依然流存在很多人的口中心上。不少人講給自己的孩子聽，講給孩子的孩子聽。然而，這一切不過是吳波人生的最後一個故事而已。克己奉公、清正廉潔早已不是吳波的生活片段，而是他全部的生命和整個的靈魂。正如他離休後對自己革命生涯的概括：“面完達摩十年壁，換得金剛百煉身。今日靈山問證果，此生猶愧凈無塵。”

　　一個“愧”字寫出了吳波一生追求的境界，那就是一塵不染的靈魂，高貴純凈的精神，而這一切都體現在他對黨的忠誠，對人民和事業的無私奉獻中。

　　最大任職年齡的財政部長

　　如果數一數新中國歷任的財政部長，吳波算得上是在職年齡最大、在職時間極短的一任部長，但這絲毫不減人們對他的敬重。

　　1979年，吳波走馬上任財政部部長時，已經73歲。

　　上任那年，正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大地掀起了改革開放的高潮。經過調查研究，吳波建議中央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乾”的財政體制，並分別對廣東、福建兩省及深圳、汕頭、珠海、廈門4個特區實行特殊的財政政策。這一方案，既不影響中央宏觀大局，又能發揮地方積極性，還促進了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騰飛發揮了積極作用。

　　為使受“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的稅收工作恢復正常秩序，在吳波的具體指導下，財政部于1979年提出具有深遠意義的稅收三大建設（理論建設、制度建設、幹部隊伍建設）目標，並付諸實施；他還草擬了經國務院批轉的《財政部關於改革工商稅制的設想》，明確了稅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原則及內容。

　　在人們眼中，吳波既是一位專家型的政府官員，又是一位實幹型的高級領導。他處處以身作則，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吳波的工作風格不僅對財政部形成勤奮、清廉、求真、務實的良好作風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給人們留下了許多佳話美談，直到現在，人們還常常説起吳波的“摳門”故事。

　　1960年我國經濟困難時期，財政部為解決幹部食堂吃菜問題，曾用一塊閒地種了幾年蔬菜。後來吃菜問題解決了，菜地變成葡萄園。為給葡萄園建圍欄，當時部行政司做了一個200多元的插竹籬笆預算。吳波看後批示：“要重新計算一下，是插竹籬笆省錢還是拉鐵絲網省錢？”經過重新測量計算的結論是，拉鐵絲網只比插竹籬笆節省20多元。吳波這才批准了這個預算。

　　吳波經常説，無論是基本建設投資，還是事業經費撥款，都應精打細算，絕不能大手大腳，更不能鋪張浪費。

　　吳波擔任財政部領導30多年，形成了一套豐富的理財觀，主要是5個結合，一是發展經濟與壯大財政相結合，反對只重視財政收入而輕視經濟發展的觀點。二是經濟發展與國力相結合，堅持“收支平衡，略有結余”的思想。三是統一領導與分級管理相結合，始終堅持充分調動中央、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四是增加收入與勤儉節約相結合，並一以貫之地應用於財政工作的實踐中。五是專業徵稅與群眾協稅相結合，抓稅收與抓生産相結合，完成稅收任務與嚴格貫徹財稅政策相結合，稅收理論與稅收實踐相結合。

　　吳波的這套觀點對財政工作實踐有較大的指導意義，為財政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吳波從不端架子，與吳波相處的人都説，吳老很普通。

　　原財政部辦公廳檔案處處長馮潤來説，“他不把自己當成是部長。”馮潤來今年83歲，1951年到機要室擔任打字員，很多重要文件都由他來打，他的辦公室和吳波在單位的宿舍相鄰。“一天，我晚上加班，天氣很熱，我穿著背心褲衩打字。吳老拿著文件進來了，看見我這樣説，‘你可真爽’。”馮潤來邊笑邊説。

　　北京市西城區大醬坊衚同20號，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分配給吳波的一個小二進的四合院。

　　“我第一次來到這個院子時，不敢相信這是財政部長住的房子。房子年久失修，很多地下的青磚已經裂了，地面凹凸不平，窗戶上的油漆也基本脫落，房上長出了荒草。正房客廳裏的陳設更是陳舊，一套破了皮的舊沙發，兩把舊藤椅，一個舊書櫃和一張舊的長條桌。”曾給吳波當過工作秘書的王沈京説，“就是這樣一個小院子，吳老一住就是47年。”

　　“我當副部長以後，幾次提出要修葺吳老的房子，他都不同意。後來梁柱的油漆脫落了，有的地方漏雨了，不修實在不行了，他才勉強同意修。”原財政部部長項懷誠回憶説。

　　嚴於律己，公私分明，不給國家添麻煩，不佔公家一點便宜，這是吳波一生堅守的原則。他任部長期間，堅持不給自己配專車。

　　1976年，吳波到山東省調研，不同意坐小車去，和同事們同乘一部麵包車出發。一週後，一行人乘火車到泰安，接待人員讓吳波乘坐紅旗轎車，吳老婉言謝絕，和大家一起擠在一輛北京202吉普車裏，而象徵職務等級的紅旗牌轎車放空跑回。事後有人問吳波，讓紅旗車放空跑個來回不是浪費嗎？吳波説：“如果我坐了紅旗車，我在泰安調研幾天，紅旗車就會跟我幾天，這會造成更大的浪費。”

　　在財政部任職期間，吳波為避嫌，沒有到自己的故鄉安徽省去過一次。1982年，第四任財政部長張勁夫調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邀請吳波和夫人一同去黃山看看。吳波和夫人乘火車到達合肥時，安徽省委辦公廳主任帶車到火車站去迎接，從黃山回北京時，省委又派車把他送到火車站。上火車前，吳波委託省委辦公廳主任將50元轉交汽車隊。他認為，這次到安徽是私人的事，私事不應該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否則就是公私不分。

　　從1997年開始，陳紀祥給吳波做了8年多秘書，並把老人家送走，“吳老去世前囑咐我説，有兩個保險櫃是財政部的，等我走後，一定要交回。”陳紀祥拿出一張辦公設備退庫單，上面記錄著“吳波部長，2005年3月4日，兩節櫃、五節櫃各一，交物人陳紀祥”。

　　“如吳老般克己奉公的老一輩黨員大有人在，但如吳老一樣純粹的不多。”項懷誠説，吳老所作所為都很普通，但在平凡小事中嚴於律己，累積起來卻讓人感到高山仰止。

　　而吳波就這樣堅守了一輩子。吳波的這些故事後來被財政經濟出版社編輯成書，名為《來去無塵——一位財政部長的生前事》，感動了無數財政人。

　　最富有和最清貧的父親

　　吳波的兒子吳威立今年80歲了，但依然精神矍鑠，思路清晰。他説，“父親是個溫和的人，從不和我們發脾氣，也不講大道理，更多是身教，用自己的言行舉止來影響我們。”

　　1957年，吳威立考上清華大學，吳波高興地對吳威立説，你需要買什麼，開個單子。於是，吳威立列了一個清單，總計花費是98.5元。“媽媽説，給100元吧。父親説，不行，就是98.5元，一毛也不能多給。”

　　“哥哥吳本寧大學畢業，申請支邊，去條件艱苦的甘肅工作。父親支援他的選擇，問他，你考慮好了嗎？去那裏就要紮根到底，一輩子不許回來，也不準找人利用我的關係。”吳威立記得，當時去了5個幹部子弟，而最後，就剩下哥哥一人在甘肅舟曲落地生根。

　　“我本來有機會去國有資産管理局工作，但父親不同意，他説，我在財政部工作，我兒子決不能再到財政部歸口管理的單位工作。”吳威立説。

　　吳波的兒孫沒有誰沾到過他的“光”。項懷誠説，吳老從不允許自己的孩子打自己的旗號謀取個人私利，也不讓家人利用他的職權佔有任何好處。

　　2000年的一次病重，讓吳波開始立遺囑。這是他的第一份遺囑，是為了去世後把住房交還國家。為此，他還開了一個家庭會議，並請財政部的幾位秘書作為遺囑見證人。兩年多後，吳波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他不放心去世後房子交公的事，感覺還有些意願需要給財政部的領導表達，又寫了第二份遺囑。這次他直接寫給了時任財政部部長項懷誠。在遺囑中，吳波説，我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財政部伸手，也請部裏不要因為我給他們任何照顧。

　　2005年2月20日，99歲的吳波平靜地走了。因為掛念著父親的遺願，吳威立召集家人，並請了父親的秘書和身邊工作人員開家庭會議，形成一份詳盡的《家庭會議紀要》，將遺囑中的安排，逐條逐人地落實下去。吳威立還寫了一份《交房申請》，請父親的秘書送到了財政部。“我曾勸過父親，希望他能考慮到在外地的兄弟生活困難的情況，把房子買下，但他沒有同意。所以，我們尊重父親的意願，交還住房。”吳威立説。

　　吳波在第一份遺囑中説，“我參加革命成為一個無産者，從沒有想過購置私産留給後代。”他沒有大額存款，僅有3萬元左右的積蓄，除去喪葬費和兒子搬出公房等費用外，幾乎沒什麼剩餘，留給幾個孩子的就是幾大櫃子書籍，但他留下的那沉甸甸的精神財富，卻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