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參加工作以來，馬綺徽業務上得心應手，可有一件事，讓這個職場新人提起來就皺眉頭：份子錢。

　　“一個月賺3000來塊工資，有時候遇上好日子，結婚、訂婚、得子，各種喜事堆在一起，自己的生活都成問題。”在蘭州一家媒體工作，入職以後面對應接不暇的各種隨禮，馬綺徽感嘆有些吃不消。

　　“有些人説關係好，其實也沒好到隨500、 800元的份上，可是如果是幾個人一起去隨禮，卻似乎覺得200元拿不出手。”經常因隨禮而糾結，馬綺徽事後也會反思，“自己賺錢很辛苦，200元也是辛勤勞動換來的，為了所謂面子、關係，讓自己的祝福變了味，圖了個什麼啊！”

　　在馬綺徽看來，禮金多並不代表對親朋的真心祝福，恰恰相反，“能被份子錢影響的友情，也就沒有太多珍惜的必要了”。

　　初入社會，獨立面對各種人情交往，對於名目繁多、禮金高企的人情往來，很多年輕人都和和馬綺徽一樣，有各種糾結和疑惑。

　　固原市原州區：人情總支出高於文教醫療

　　“在海原縣農村，近些年隨禮的份子錢越來越高，有時候都變了味兒。”在寧夏銀川市一家事業單位工作，36歲的李春林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李春林的家鄉在西海固地區的海原縣，是國家重點扶貧地區。因為自然條件差，農業生産基礎薄弱，許多農民只能靠外出打工維持生計，日子本來就過得很緊張。但就在這樣的地方，不論誰家結婚，一般的朋友都要隨到幾百上千元的禮金，較近的親戚可能會隨到好幾千甚至上萬元。

　　去年冬天，李春林的兩個表弟先後結了婚，婚禮上的份子錢可讓他著實緊張了一陣子。

　　“像我們這種關係，沒五千你就拿不出手！”為了當月的這一筆大支出，李春林自己湊了些錢，又從朋友處借了一些，才算補齊。如果算上給親戚朋友的其他禮金，他掐指一算，去年光份子錢就花了近兩萬元。

　　禮金太高，給很多原本困難的農村家庭造成了新的負擔。李春林清楚地記得，在表弟的婚禮上，他的兩個舅舅都為隨禮犯了難。大舅條件較好，本來想隨一萬元的禮，可考慮到小舅家庭困難，自己隨禮太多會給小舅造成壓力，就只隨了五千元。即便這樣，小舅也只能拿出兩千元，剩下的三千元只好由姨家資助，但是也記在了小舅的名下。

　　高昂的禮金不僅出現在寧夏農村，也出現在甘肅農村。

　　“老家的禮金高得有些離譜。”甘肅平涼市的馬廣軍説，近年來，隨禮的金額在不斷增長，姑姑、舅舅這類走得較近的親戚家中有事，隨個萬兒八千的禮金已經很正常了。在農村，一般男孩結婚的禮金還要比女孩高些，“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是個負擔，但大家都按一個標準走，只能硬撐著。”

　　馬廣軍強調：“行情在漲，誰都不能免俗。”5年前他結婚時，按照行情，姑姑、舅舅都隨了五千元的禮金。去年冬天他的表弟、表妹分別結婚，他給表弟隨了一萬元，給表妹隨了五千元。

　　沉重的禮金負擔，引起了不少地方統計部門的注意。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寧夏西吉縣農民每人平均人情支出同比增長32.4%，遠高於同期10.2%的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同屬於西海固地區的固原市原州區，據統計局推算，2015年全年婚喪嫁娶人情總支出高達2.25億元，高於文化教育和醫療保健支出，也高於農民對農業的現金投入。

　　除了快速增長的禮金總額，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統計局還發現禮金的名目也多了起來。有關調研報告稱，張家川縣農村居民的人情消費，由傳統的婚喪嫁娶、孩子滿月，逐漸擴展為結婚禮、滿月禮、節日禮、生日禮、升學禮、喬遷禮等。此外，人情往來對象的範圍也從原有的親朋好友向外延伸。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表示，西部農村地區過高的隨禮金額，恰恰説明瞭社會轉型時期人情關係的異化。

　　賀雪峰告訴記者，以前在農村辦紅白喜事，沒有親戚朋友的幫助根本辦不下來。因此，原來農民人情關係的本質是互幫互惠、禮尚往來。現在農民的隨禮更多的是為了獲取利益，增加面子，而且相互攀比也使得近幾年農民的人情支出遠遠超過了互幫互助的範疇。

　　至於種類繁多的禮金名目，賀雪峰在調研中發現，這是因為有的村民可能好幾年都沒有紅白喜事可以操辦，覺得自己這幾年隨出去的禮金太多，應該收回些本錢，另一方面，這些村民的親戚朋友也想讓他們辦些酒席回一些本。

　　“所以，有些村民就會找一些名目專門辦酒席。比如説一般農村老人只辦六十、七十大壽，那麼有的人就會想到五十歲、五十五歲也可以辦壽宴，還有建個房子，孩子上大學，甚至家裏的牲畜下個小崽也要辦酒席。”賀雪峰説。

　　禮金之重：農村城市兩重天

　　值得注意的是，與農村較高的禮金相比，有些受訪者明顯感到城市的隨禮負擔較小。

　　“老家隨禮重，銀川明顯輕一些。一般同事都是隨兩三百元，關係好的也就隨千八百塊錢，還能接受。”馬廣軍告訴記者。

　　儘管10多年的城市生活擴展了朋友圈，讓李春林覺得各種名目的隨禮應接不暇，但他同時坦言“銀川的普通同事有事兒隨禮不多”。

　　國家統計局寧夏調查總隊的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前三季度，寧夏居民婚喪嫁娶禮金支出每人平均1058.6元，增長13.2%，其中城鎮居民每人平均支出1000.4元，增長16.0%；農村居民每人平均支出1117.9元，增長10.9%。可支配收入不及城鎮居民三分之一的農村居民，婚喪嫁娶禮金支出高出了城鎮居民117.5元，佔可支配收入的19.1%。

　　甘肅張家川縣統計局的調查也顯示，2014年該縣農村居民每人平均婚喪嫁娶禮金支出1354元，佔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2.1%；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婚喪嫁娶禮金支出2851.7元，佔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6.6%。農村居民人情消費支出比重高於城鎮居民，贈禮支出費用對農村居民的生活負擔較重。

　　對農村禮金支出高於城鎮的情況，吉林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金曉彤認為，農村與城鎮人情支出佔收入比重呈現反態的特點，既有居住模式差異的因素，也有城市文化變遷的原因。

　　“現在許多農村還是一個村一個屯的結構，比如説村子裏有50戶居民，大家距離都比較近，經常會相互走動。”金曉彤説，“但是許多城市居民已經搬到了自己購買的商品房，鄰居之間都不怎麼認識，所以城市中大量地緣性的鄰里往來就不存在了。而且，城市中原有的朋友、親戚間的人情關係，也會因為居住相對分散而減少隨禮的次數。”

　　金曉彤還強調，近年來，城市文化已經融合了西方的消費文化。西方社會講究個體意識，不像中國人這樣過於看重個人在集體中的位置，所以西方的人情消費只是表達個人的心意，不會像國內這樣盲目攀比。如今城市社會脫離了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城市居民也更容易接受西方的人情消費觀念了。

　　有些在農村長大、在城市工作的年輕人還表示，他們在城鄉會採用兩種不同的隨禮觀念。

　　兩年前，湖北宜昌男孩魏華到北京工作，他從來沒有給同事隨過禮金。“都是家裏有大事散幾顆糖，最多一起吃頓飯。”但是，當家鄉的同學結婚時，他卻會托父母或其他同學帶去禮金，有時還會使用微信直接轉賬。

　　這種觀念也影響了魏華的婚禮操辦方式。他選擇在家鄉舉辦婚禮，沒有刻意通知在北京工作的大學同學，只是事後跟大家簡單吃了頓飯。“在大城市告訴同學我要結婚順便收取禮金，可能會讓同學感覺比較尷尬。北漂的人隨時可能回家或者換地方，我們可不能虧欠人家。”

　　在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王忠武看來，城市新移民在農村和城市採用不同的隨禮觀念，主要是因為社會結構的差異。因為農村深厚的鄉土文化參與了社會關係的建構，家庭之間有幾十年交情的歷史積澱，這確保農村居民處在一種深交往的熟人社會中，個人隨出去的人情一般都能還回來。

　　“而城市新移民的人情關係主要是以同學、同事為主，不會把歷史性的或是家族的因素牽扯進來。陌生人社會的人情往來主要是功利性的交往、工作交往，這種淺交往隨出的禮金較少。”王忠武説。

　　年輕人應理性看待人情債

　　實際上，不僅隨禮金額存在地區差異，很多年輕人對待隨禮的態度也不盡相同。

　　在四川讀研究生的張揚告訴記者，現在大家只認同給錢這種形式，其實隨禮本來有很多的意義。所以，當關係特別好的同學結婚時，他一般都不會包紅包，而是直接送禮物。“比如用超輕粘土做個手辦啊，自己做的禮物怎麼著也是限量版，比給錢更能體現友情。”

　　在深圳一家國企工作、25歲的韓琦則有些矛盾。平日裏，韓琦覺得隨多少禮都無所謂。“我參加的都是很好的朋友的婚禮，我自認為就算不給錢也不會損害友誼。等到我結婚的時候，對於朋友隨禮的態度也是想給就給。”但是，當他真正看到別人隨禮的時候，也會因為從眾心理而出錢。

　　5年前考取河北省公務員，秦雷卻毫不掩飾地表達了隨禮對人脈的幫助。秦雷在距家鄉480公里的太原讀的大學，畢業5年來，他一共回山西參加過4次婚禮。秦雷認為，除了與這些同學關係較好外，同學之間社會地位接近、未來友情發展空間較大，也是他多次隨禮的重要原因。

　　李春林告訴記者，他的一個朋友去年上半年買房時，自己曾經隨了500元的禮金。過了不久，朋友買了輛車又叫他過去聚聚。讓他沒想到的是，本以為這是朋友間的臨時聚會，結果吃完飯後，朋友又把禮簿拿了出來。“在座的有人開始掏錢，有人沒有準備，傻了眼但也沒辦法，還有的人甚至連忙打電話讓老婆把錢送過去。”

　　“掏了500塊錢，那飯吃得真讓人鬱悶！”大半年過去了，一想起這件事情，李春林還是覺得朋友有點過分，“一年裏事情不斷，都隨了份子錢，結果買個車還叫大家出禮，太不應該了。”他説。

　　魏華也表示，在他的家鄉經常有人連續辦酒席，次數多到連他看重人情往來的父母都不想去了。“現在隨份子的名目太多，很多人會以各種事情擺酒席。最扯的是，上次我們這邊有一個人賣水果和城管打架，把城管捅了，在拘留所裏呆了幾個月，回來後他家裏還辦了個接風洗塵的酒席。”

　　王忠武表示，如今人們隨禮的觀念可以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補償心理，你隨我一百我也要回一百，這裡面有功利的想法。第二類是投資心理，比如説村支書的兒子要過生日，村民可能會包個大點的紅包，借此來打點關係，有些政治獻金的性質。第三類則比較高尚，不求回報，就是親朋好友有了什麼事要幫一下。

　　王忠武認為，當今年輕人應該對功利性的禮金充滿警惕。禮金只是一種符號，人際交往不能什麼都用金錢來衡量。社會上的隨禮觀念也應與時俱進，創造出新型時尚的人情文化。

　　寧夏西吉縣今年3月發佈了《西吉縣抵制高額彩禮反對大操大辦婚事的倡議書》。倡議書指出，在婚事活動中講排場、比闊氣、高價彩禮、大操大辦、奢侈浪費、人情過濫等，給人民群眾造成了極大的經濟負擔。因此，倡議書提倡青年移風易俗，喜事新辦。

　　在賀雪峰看來，如果政府出臺政策管理普通人的隨禮行為，那可能是管得過多。但是政府提出出倡議，倡導百姓節儉辦婚禮，則是非常有必要的。（應採訪者要求，文中李春林、魏華、韓琦、秦雷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