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江西廬陵，這裡是歐陽修故里，山清水秀，人傑地靈；這裡也是革命老區，星星之火，在此燎原。

　　我生於斯，長于斯，出於對這片故土的熱愛，從北大畢業後，曾滿懷著一腔熱血返鄉從教，算是對這片熱土的一點點反哺。後來回京工作，故鄉依舊縈繞心頭，幾乎每年春節我都儘量返鄉探親訪友。

　　由於工作的緣故，我最近兩年的春節都是在國外度過的。今年一放寒假我便匆匆趕回老家。其間的所見所聞，讓我驚訝于故鄉的面貌變化之大，遠超我的想像；有些變化，甚至令我不寒而慄。雖然之前看到過不少“返鄉日記”之類的文章，描繪鄉村凋敝的景象，也讀過作家梁鴻的《中國在梁莊》這類紀實文學作品，對中國鄉村的劇變有一些感性的認知，然而當自己回到故鄉，直面家鄉的面目全非時，心頭依然涌起巨大的悲涼。

　　一、禮俗秩序變遷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指出，中國鄉土社會以宗法群體為本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以親屬關係為主軸的網路關係，是一種“差序格局”。而圍繞這一人際關係格局，衍生出的一系列禮節和習俗，建構出了農耕時代的鄉村社會圖景。而隨著時代變遷，工業文明和資訊文明對農耕文明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原有的禮俗秩序幾近崩塌。

　　春節前，父親領著我和在家務農的弟弟一起去山上掃墓。按照習俗，每年清明和年底，晚輩都要到先人墳前祭拜，供上各種祭品，給墳頭鋪上新土，再燒些紙錢，以寄託哀思。整個過程還是很講究的，點幾根蠟燭、燒幾根香、祭品供上的次序、祭品如何擺放、鋪土時的説辭、紙錢燒多少、燒完後如何祭酒，等等，有一系列的要求。由於吾鄉地處山區，先人逝後一般都葬于山上，如不堅持每年祭掃，墳墓過不了幾年就會被灌木和雜草淹沒。由於父親的堅持，祖輩的墳塋依舊完好，每年的祭祖儀式，維繫著血緣紐帶連接的這分脈脈溫情。然而不遠處的一些墳頭，卻因後人外出打工、疏于祭掃而幾近淹沒于草木之中。血脈親情的疏離將隨著城鎮化進程而加劇，越來越多的村民在縣城或鎮上購置房産，幾代之後，晚輩們可能連先人托骨何處都不得而知了。

　　不僅是祭禮日漸式微，婚禮同樣大受衝擊，傳統的“婚聘六禮”（納採、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基本難以為繼。雖然包辦婚姻大為減少，這應該算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然而“奉子成婚”的現象卻日漸增多。年輕一輩在城裏打工，談了對象，生了孩子，再回家補辦婚禮的大有人在，我今年回老家聽聞的幾場婚禮竟大多是這種情況。雖然“奉子成婚”也無可厚非，甚至辦不辦婚禮都應該成為自由選擇，但是年輕一輩回老家辦完婚禮後將孩子交給老人照料，他們再出去打工，就造成了留守兒童親情缺失、監管缺位等一系列問題。

　　除了婚禮，像新生嬰兒滿月、滿周歲、各個整十的生日等作為人生歷程的重要節點，原本在鄉村都要隆重慶祝的，現在一切從簡，原本親友之間禮尚往來的各種講究基本都不再沿用了，通通簡化成了“一個紅包一頓飯”的交情。而且由於年輕一輩大多外出打工，這些宴席往往要等到年底親友返鄉後再辦，有的甚至乾脆就不辦了。我小兒子的滿月酒就是我年底回老家才辦的，原本打算在家裏辦，更加熱鬧一些，然而因為天氣寒冷，幫廚不好找等原因，最後只好改在鎮上的飯店，沒有了想像中的熱鬧，一頓飯過後，親友們便又各自散去。

　　至於節慶，由於大量青壯年外出務工，很多節日都名存實亡，也就春節還保留了一些喜慶的氣氛，親友們還能盡力回家團聚。“有錢沒錢，回家過年。”王寶強的這句歌詞唱到了樸實農民的心坎裏，農耕文明安土重遷的習性，使得我們不管離家多遠，都心向著故土，盼望著和親人的團聚。雖然在短暫的團聚之時，可能連共同語言也越來越少，但是親戚不走動，親情便散了，春節還是為日益原子化的社會提供了有限的一點點黏合劑，讓昔日人情往來密切，充滿溫情的鄉土社會不至於徹底土崩瓦解。

　　二、拜金之風日盛

　　回到老家，和親友見面被問起最多的問題就是“你的工資是多少”。金錢成為衡量個人成就的重要尺規，當然如果你是公務員，還會格外受到青睞，官本位觀念在鄉村依舊根深蒂固。如果説中國社會是人情社會而非法治社會，這一特點在鄉村表現得尤為明顯，擁有金錢或者權力就能讓你成為口口相傳的典範，在酒桌上成為座上賓，掌握核心話語權。至於獲取金錢或權力的路徑是否合法，往往不被過多在意，因此權錢交易、傳銷、高利貸、非法集資等成功的“捷徑”便不斷侵蝕著鄉村社會，撩撥著村民們日益膨脹的金錢慾望。

　　説起傳銷，我早就聽説過村裏有人在外打工時陷入傳銷組織，最後家人拿錢去贖，才把人救出。我萬萬沒想到傳銷居然會禍及自己和家人。去年我表妹突然給我打電話，哭著説她被人騙了，要向我借錢，而且開口就要上萬元，問她被騙的詳情，她説得漏洞百齣，於是我起了疑心，問她是不是陷入傳銷了，她就不再與我聯繫了。後來從家人處得知表妹被她的同學騙到安徽合肥搞傳銷，我姑父親自去合肥把她撈出來，她卻執迷不悟，拒絕跟我姑父回家，最後姑父只好強行將她帶回。我認為一個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除非是掉進錢眼裏，否則是不會陷入傳銷陷阱的，然而當下傳銷之所以大有市場，可能就是因為掉進錢眼裏的人太多了。

　　高利貸這顆毒瘤在鄉土社會本就長期存在，因為通過正當途徑貸款對於普通村民而言有些距離，對於銀行借貸規則的陌生讓他們本能地選擇相信借錢更加方便的熟人，即便利息要高一些。讓我感到吃驚的是高利貸在鄉村不僅半合法化地存在，而且通過高利貸發家的人同樣受人艷羨。我的一個表親通過放高利貸一年掙了近百萬，買了一輛不錯的小轎車走親訪友，他很享受這種體面，也有不少人表示艷羨。村裏買小汽車的家庭越來越多，也許要等到小汽車在鄉村也逐漸普及，不擇手段的致富可能才不會被艷羨吧。

　　最近e租寶的龐氏騙局被揭露，讓人們對所謂的網際網路金融開始心存警惕，然而在鄉村，依靠熟人圈子進行非法集資的行為卻有愈演愈烈之勢。我的一位遠親早年做服裝生意，賺了不少錢，於是投身房地産，最開始也掙了大錢，然而這兩年趕上縣城房地産開發過度，庫存積壓，大量資金難以回籠，於是他動員周邊的親友給他投資，許以高額利息，只要房子能賣出去，他就有錢還本付息。我身邊的不少親戚都給他投資，有的確實得到了較高的收益，口口相傳，他在親友中變成了做公益的楷模。我個人出於善意，提醒親友見好就收，然而嘗到甜頭之後，貌似沒有幾人願意收手，只有我親弟弟為了蓋新房才把投資的錢拿出來了，確實獲利不少，然而誰知道這個泡泡能吹多久，也許泡沫吹得越大，破得越快。

　　誠然，村裏的物質面貌確實大變樣了，村間土路變成水泥路，村民們通過外出打工或搞副業賺了錢的大有人在，一座座嶄新的樓房拔地而起，村莊的舊貌換了新顏。從物質角度來説，村裏近10年的變化可能大於過去幾個世紀，不能不説這是國家經濟發展在鄉村創造的成就。然而在物質日漸豐盈的背後，卻掩蓋不住村民們精神世界的集體迷失，當追求金錢與物質成為驅動力之時，鄉村社會的攀比之風、鋪張浪費現象日益嚴重，價值觀的扭曲程度讓我感到觸目驚心。

　　也許鄉村物質條件的迅速改善並未給村民們帶來太多的幸福感和滿足感。按照美國社會學家默頓的“參照群體”理論，群體的幸福感取決於自己所處的參照係，因此美國空軍晉陞的速度雖然遠比憲兵要快，但因為身邊的參照群體中總有比你晉陞更快的，因此空軍對晉陞制度反而更加不滿，整體晉陞緩慢的憲兵反而認為晉陞制度更加公平。同理，鄉村的物質條件迅速改善的過程中，總有村民賺的錢比你家多，樓房蓋得比你家漂亮，小汽車比你家的高檔。當這些物質攀比愈演愈烈之時，原來農耕時代財富相對均勻的穩定感和滿足感就徹底消失了，年復一年的打工賺錢成了無奈的選擇，仿佛金錢成了維繫個體存在價值的唯一原動力。

　　三、暴戾之氣滋生

　　俗話説“人多好種田，肉多好過年”，宗族聚居的形態是農耕文明自然演化的結果。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指出傳統的鄉土社會是“皇權止于縣政”，地方事務基本是由鄉紳治理，而鄉紳往往是宗族中德高望重的族老。在宗族自治的格局中，有一套倫理秩序來規範族人行為，調解內部紛爭，團結族人力量，捍衛宗族利益。

　　今年回老家，最讓我震驚的是聽説我親弟弟差點被隔壁的族親活活打死，事發之後家人一直瞞著我，直到我回老家才得知實情。事情的起因其實不過是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兒，由於“村村通”的水泥路修到了村裏，而我家的房子距離新修的水泥路還有幾十米遠，這段路一下雨就踩得特別爛，因此我家想自費從家門口修一條水泥小路接上主路。而路邊上有隔壁族親的一小塊地，他們家打算用來蓋新房，但是由於這塊地面積較小，因此他們謀劃著佔用一些路面來蓋房，如果我家修了水泥路，他們就佔不了路面，於是千方百計阻撓我家修路，口角越來越多，矛盾越積越深，最後發展到他家幾兄弟在路上攔住我弟弟，按在地上暴打，舉起大石頭要砸我弟的頭，如果不是被路過的村民及時攔住，我弟可能就一命嗚呼了，最後仍被打到全身多處骨折。

　　古人能夠留下“六尺巷”的典故傳為美談，今人卻為一點小利大打出手，甚至不惜取人性命，而且下手的還是兒時的玩伴。同宗同族，未出五服，我們幼時還經常在一起玩耍，不料長大後卻能因為這點小事反目成仇，痛下殺手，實在令我不寒而慄。

　　當我家將我弟弟被打事件告到鄉派出所，要求立案調查時，派出所居然要求我們私了，不予立案，最後只是由他家賠了兩萬元的醫藥費和誤工費了事。我備感震驚和憤怒，問父母為何不及時告知我事情原委，一定堅持要為弟弟討個公道，然而父母説兩家離得這麼近，低頭不見抬頭見，如果把他們逼得狗急跳墻，我家裏的老小可能還會有生命危險。他們家甚至放話説還要在我家水井裏投毒，害死我一家，嚇得我家不得不安裝上監控設備。

　　令人心寒的是不僅我們村裏有這樣的惡霸人家，我還聽聞其他村子的幾起暴力事件，而一旦發生暴力衝突後，雙方往往會比拼誰的後臺更硬，更有話語權，就能主導事件的善後處理。這種以權力為後盾的暴力正在使鄉村社會的面貌變得扭曲畸形。如果這種暴力愈演愈烈，鄉村社會將出現嚴重的撕裂，新的暴力邏輯將主導鄉村格局，惡人當道，弱者被欺。

　　四、鄉村教育凋敝

　　我上小學時，鄉里有中心小學，大一點的村子都有村小，鄉里的中學每年也有不錯的升學成績，發奮讀書成了農家子弟跳出農門的唯一路徑。我們上學時的條件艱難和努力程度可能是現在的學生難以想見的，晚上點著蠟燭在教室自習，在路燈下溫習功課等都成了學生時代的珍貴記憶。我參加高考那一年，我們村裏破天荒的考出了3個大學生，我本人還有幸成為當年全縣的文科最高分，成為村裏乃至鄉里迄今為止唯一考上北大的學生。然而自那以後，村裏的大學生日漸稀少，考上一本的都未再出現過。

　　我也曾思考鄉村教育迅速走向凋敝的原因，其一可能是“撤點並校”政策將各個村小取締殆盡，極大地破壞了鄉村的教育生態，村裏的朗朗讀書聲不在了，精神指引消失了，文化血脈中斷了。其二可能是打工潮給鄉村教育帶來了巨大衝擊，不少村民外出務工賺了錢，返鄉後讓子女輟學跟著出去打工，也有經濟條件比較困難的家庭不得不讓子女輟學出去打工。鄉里的中學只有初中，往往讀到初三時，每個班裏都有不少學生輟學出去打工了。原本讀書上大學才是跳出農門的唯一路徑，後來發現考上大學未必能夠賺大錢，並不比外出打工多掙多少，在這種唯金錢論的價值觀推動下，學生無心戀學，教育日漸凋敝就自然而然了。其三可能是留守兒童群體日漸龐大，教育難度也超乎想像，由於大量中青年村民外出打工，他們的子女大多留在老家上學，由爺爺奶奶照看，離開了父母的陪伴與監管，加上游戲廳、網吧等外在誘惑越來越多，加之應試教育的模式未有大的改觀，青少年厭學、逃學、輟學現象比較嚴重。其四可能是優秀師資和優質生源的大量流失，由於條件比較艱苦，待遇又較差，鄉里的學校很難吸引和留住優秀教師。不少優秀鄉村教師都被城裏的學校高薪聘走，優秀生源也被城裏的學校挖走，加之鄉村教育投入不足，這種惡性迴圈正有愈演愈烈之勢。

　　從北大畢業後，我曾主動找到鄉里的中學校長，提出希望到鄉里中學任教一段時間，被該校長一通劈頭蓋臉的質疑之後不得不轉身離開，選擇回到縣城我的中學母校從教。而在母校任教期間，我看到了應試教育越走越極端，為了片面追求升學率，大有模倣河北衡水中學之勢，不惜將學生的應試潛能壓榨乾淨。最終我也不得不選擇離開，另尋能夠實踐教育理念的舞臺。

　　沒有了春風化雨的教育，鄉村的文脈幾近中斷，前文提到的禮俗秩序崩塌、拜金之風日盛、暴戾之氣橫行等亂象，可能都與以人為本的教育極度缺失有一定關聯。如何拯救價值畸形的鄉村，可能從長遠來看，還要依靠教育，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之功，不在當下，而在未來。然而如何拯救日漸凋敝的鄉村教育呢？除了需要國家加大教育投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下鄉從教，尊師重教的傳統需要慢慢復歸，尊重知識、不懈求知、敬畏和探尋真理、尊重多元價值等應當逐步成為鄉村社會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尊重金錢與權力，而這種共識的形成，還有極為漫長的路要走，需要時間來慢慢改變。

　　五、一點思考與展望

　　返鄉所見所聞，令我不禁思考鄉村劇變的根源。未來鄉村的發展將往何處去？

　　由於城鄉二元結構的巨大鴻溝，中國的農村一直是被動地接受工業文明的影響甚至是掠奪，不論是統購統銷，還是工農業産品“剪刀差”，還是農民工進城務工潮，中國走了一條“以農補工”的工業化道路，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建構出了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而延續了上千年的農耕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在工業文明的衝擊之下支離破碎，不僅生産和生活方式發生了劇變，植根于農業文明的價值體系和社會秩序也面臨重構，這一切來得太快，變得太劇烈，出現價值紊亂和社會失序也許是必然的。

　　西方發達國家用幾百年走完了工業化之路，各種矛盾逐漸釋放，逐步摸索出解決之道，而中國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獨特格局之下，僅僅用數十年就走完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才走完的工業化之路，我們遇到的問題、矛盾和衝突，社會遭受的巨大衝擊，自然是集中涌現的。這些難題，西方國家可以借助時間的力量來慢慢化解，而我們卻不得不集中面對，也許這就是後發現代化國家在借鑒前人經驗以獲得迅速發展時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吧。

　　未來鄉村社會的發展將走向何方？這完全不是我等小民可以預料的。不管鄉村往何處去，兒時記憶中的鄉村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雖有些説不出的眷念，但是時代大潮不可逆轉，工業文明乃至資訊文明替代農業文明可能是大勢所趨，雖然按照王東嶽先生在《物演通論》中提出的“遞弱代償”理論，文明的演進可能導致的結果是個體的弱化和依存度的增強，也有一些人選擇逆潮而上，離開喧囂的城市，在偏遠山村覓得棲息之所，但是更多的個體可能不得不被時代大潮所裹挾，走上這條前途未卜之路。

　　明年過年我要在北京搬新家，又無法回老家過年了。當上房奴後，面對家鄉的劇變和親人的處境，我也備感無奈與無力，除了給予力所能及的援助，我就只能用文字記錄下這一時代劇變之下的種種鄉村圖景了。不知下次再回故鄉，吾鄉之面貌會變成什麼模樣…… 楊仁旺（人大附中西山學校教師，畢業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