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經典理論認為，共産主義的一大標誌就是勞動不再是謀生手段，而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翻譯過來的就是今天大家在新聞裏看到的，法律賦予大家帶薪休假的權利，可是大家偏偏就不休假，就要工作。國務院苦勸不成，又在“黃金周”、“小長假”之後逼出個“小短假”來引導。對，你沒看錯，這事居然發生在共産主義實現之前。

　　 這不是笑話。相反，這一問題極為嚴肅。因為這很可能意味著我國與此相關的法律系統、雇工關係甚至是經濟基本面都已發出必須重視的信號。關於不休假，專家們列出了很多原因，諸如：執法不嚴、追求進步、企業違法、就業困難等等。其實，沒有這麼複雜，和我國的許多問題一樣，尊重常識就能直擊要害。

　　 常識而論，大家都愛休假，但前提是必須“有錢”和“有閒”。所謂“有錢”，是休假不能對自身收入産生重大影響，自己有能力支付休假的花銷,這是一種“硬”的消費能力。有些人去河南,有些人去荷蘭,所謂“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褲衩”；所謂“有閒”，則更偏向於“軟”性能力。是指消費“時間”且不降低生活水準的能力。這兩樣雖然都不稀奇,但卻也都不容易。難就難在兩樣都不是上嘴皮碰下嘴皮就能無中生有的。

　　 花錢雖然簡單直接一些,但老話説:一分錢憋死個英雄漢。今時今日，大多數普通人家雖然不愁吃喝，但是考慮到諸如教育養老醫療等等問題，用來享受一次休假的余錢能有幾個？時間之“貴”又更在錢之上。搏擊事業要花時間,經營人脈要花時間,而這一代社會中堅所必須面對的格外艱辛些的“扶老攜幼”則更是要花時間。在今天的中國,也許擁有所謂中産階級的財富並不難麼難,但要擁有中産階級式的閒暇卻絕非易事。早在1899年,美國社會學家凡伯倫在《有閒階級論》裏有天才般地預言：“隨著社會發展，閒暇將成為最重要的奢侈品”。“説走就走”不僅僅需要態度,更需要實力。

　　 因此筆者認為,一切勞動者受限于“錢”與“閒”的原因都可以歸結為兩點：第一，由我國經濟狀況所決定的普通家庭實際收入的不足；其二，人力資源市場上買方的強勢，即“員工鬥不過老闆”。

　　 也正因此，筆者對目前一些所謂的“應對辦法”深感疑慮。首先就是強制休假。且不説該行為本身就嚴重涉嫌違反《勞動法》。就説其執行範圍，往往是目前實現休假條件良好的機關事業單位以及央企外企。“休假難”重災區的民營企業等領域很難沾光。這就非但不能起到應有的調節作用，反而可能人為地惡化了“旱的旱死，澇的澇死”的狀況。

　　 至於一些人關於“加大處罰力度”就能“包治百病”的説法，筆者更不敢茍同。筆者曾多次赴浙江、福建等地調研中小民營企業負擔情況，深諳當地企業家用腳投票的“法門”。如果僅單方面的加大處罰，又不考慮採用對稱的財稅補貼等手段減輕企業實際負擔,那一方面背離了目前千方百計為企業減負的政策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能引發不必要的行業波動。這些都是在當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不該出現的結果。

　　 其實明眼人都看得懂,期望休假和經濟上獲得“一石二鳥”的效果，想法很好，關鍵是急不得、躁不得更莽撞不得。帶薪休假的落實程度直接與社會實際經濟發展水準呈正相關。即使法有明文,從意願和結果上看,經濟好效益好,企業尤其民營企業就容易接受；經濟乏力企業壓力大,民營企業就不願接受。即便接受了，成本亦或轉嫁給員工，面對“休假=實際收入下降”的結果，員工也會作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

　　 因此不管是最早鼓吹的“黃金周”還是後來妥協的“小長假”以及很可能即將到來的“小短假”，務必首先要搞清：究竟是應該勞動權利屬性優先還是産業政策屬性優先?因為這對勞動者的“休假”體驗至關重要。就好比對待動物,抱進臥室的是“寵物”，抱進廚房的叫“活鮮”，兩者差別還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