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宣佈降準已經三天。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更多資訊的披露,人們對降準的時機選擇和背後的宏觀政策意圖,有了更加準確、全面的把握,此次降準越發清晰地顯現出三大信號。

　　更顯主動性:因應形勢變化預調微調

　　觀察宏觀政策抉擇,離不開分析政策出臺的國內外大環境。而此次降準,顯然是在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發生較多變化情況下出臺的。

　　就在中國央行宣佈降準之前的一段時期裏,全球金融市場和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出現了比較明顯的波動和分化:美元走強、貨幣政策趨緊,歐元低迷、貨幣政策擴張。身處全球經濟一體化中的中國經濟,難免受到波及。

　　“我們經濟和金融體系發生的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就是國際收支雖然經常賬戶保持較高順差,但資本與金融賬戶出現一定程度的逆差。”央行研究局局長陸磊坦言,2014年中國資本與金融賬戶出現960億美元逆差,折合人民幣出現5000多億元的結構性流動性缺口。

　　此外,春節臨近,節前對現金的需求量很大,也會對流動性形成一定的缺口。

　　流動性是銀行的命根,是實體經濟的血脈。流動性出現較大缺口,必須及時補上。

　　“這種結構性缺口需要有一些政策工具加以彌補,而且不是簡單通過日常公開市場操作能夠有效彌補的。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可以使整個銀行體系一次性增加足額的流動性,對沖掉流動性缺口。”陸磊解釋説。

　　順差帶來的外匯佔款此前一直是央行釋放流動性的主要手段,情況變化後,貨幣政策工具必然要跟著調整。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分析,這次降準直接釋放出的流動性大約6000億元,剛夠彌補因近來外匯佔款減少導致的流動性缺口。“水位變化了,把蓄水池裏的水放出來補充到正常水位,談不上是強刺激。”

　　技術性因素之外,此次降準的大背景是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

　　“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此次降準屬於一次預調,是在經濟還未出現明顯問題之前,採取的預見性和預防性措施。”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李稻葵認為。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宏觀政策根據新情況新問題加強預調微調,再正常不過。人們對宏觀政策的判斷,顯然需要有新的思維模式。

　　“降準是根據金融體系流動性狀況和經濟情況,進行因時制宜的政策操作,不能理解為是強刺激的開始。”陸磊強調。

　　更顯針對性:定向發力推動結構調整

　　雖然可以籠統地把央行此次舉措稱為“降準”,但更加準確的概括是“全面降準+定向降準”。

　　央行在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的同時,對小微企業貸款佔比達到定向降準標準的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額外降低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對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額外降低存款準備金率4個百分點。

　　全面降準,雖然是近三年來的第一次,但之前央行也實施過;定向降準,去年央行實施過兩次;而“全面降準+定向降準”這是第一次,這樣的組合,必然有所考慮。

　　“我們將繼續保持戰略定力,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會搞‘大水漫灌’,而是更加注重預調微調,更好實行定向調控,確保經濟運作在合理區間,同時著力提升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李克強總理日前在瑞士達沃斯的演講,顯然有助於我們更加準確把握這次降準的政策意圖。

　　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分析認為,這次在全面降準的同時推出定向降準,體現了繼續加大結構調整力度、支援小微和“三農”等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的意圖。

　　作為宏觀政策的貨幣政策,要想獲得微觀實體的有效響應,需要定向發力、精準施策。

　　如果説全面降準是為了及時補上流動性的缺口,避免出現全局性流動性緊張,那麼定向降準顯然是有針對性地加強對小微、“三農”等結構調整重點領域的支援,夯實基礎、補上短板。

　　李稻葵認為,小微企業和“三農”因為實力有限,話語權較弱,獲得貸款比較難。而定向降準就比較精準了,會對緩解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難起到一定作用。

　　“我們想看到的是,這些流動性如春雨潤萬物一樣滲透到實體經濟中,使實體經濟中的小苗長成大樹。”陸磊説。

　　更重長遠性:利好實體經濟平穩發展

　　作為南京一家金屬製品加工企業的財務總監,樂清勇聽到降準的第一反應是“這下扶了實體經濟一把”。他這兩天在和銀行聯繫,覺得貸款額度確實松了一些。

　　“經濟下行期企業很困難。如果銀行抽貸惜貸,企業就可能倒下去了;如果能夠扶一把,就有可能幫企業渡過難關、轉型升級。”樂清勇告訴記者。

　　實體經濟是國之根基,貨幣政策乃至各類宏觀政策都為之服務。分析貨幣政策,顯然要找準支援實體經濟這一最重要的焦點。

　　“中國人民銀行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鬆緊適度,引導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平穩適度增長,促進經濟健康平穩運作。”央行在宣佈降準的新聞稿結尾強調這樣一句話,值得關注。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大邏輯下,對於中國經濟減速換擋,固然不必驚慌失措,但也需要保持警惕。去年中國經濟增速為1990年以來的新低,今年1月份PMI落入臨界點之下,作為有著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經濟健康平穩運作至關重要。

　　轉型升級需要時間和空間,貨幣政策能夠有所作為。陸磊認為,貨幣政策需要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微調,為結構調整爭取時間和空間,避免流動性緊張導致經濟和市場出現過度的短期波動。

　　雖然“大水漫灌”是不可取的,但貨幣政策必要的托底還是不可少的。曾剛認為,通過流動性的適度增加,維持相對平穩的貨幣信貸環境,緩解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資金緊張,穩住經濟運作,防止系統性風險爆發。

　　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貨幣政策可以有所作為,但更多要依靠調結構、促改革。陸磊直言,必須兼顧穩增長和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之間的平衡,不能單純地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增長的主要手段。

　　“中國經濟要頂住下行壓力,實現‘雙中高’,就需要對傳統思維‘説不’,為創新體制‘叫好’,下決心推進結構性改革。要創新宏觀調控,增添微觀活力,調整城鄉、區域和産業結構,促進比較充分的就業特別是年輕人的就業,改善收入分配和民生福祉。”李克強總理在達沃斯的講話,已經透出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抉擇。

　　至於未來的貨幣政策,陸磊透露,會根據經濟運作指標,按照鬆緊適度的原則,進行相應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