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日益加深，企業“走出去”成為重要趨勢。近兩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已達1000億美元，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企業“走出去”必然要求配套的金融服務，這為中國銀行業“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契機。中國銀行業如何“走出去”？怎樣應對海外發展的風險？近期出版、由中國銀行業協會行業發展委員會編著的《中國銀行業海外發展戰略研究》一書系統梳理了中國銀行業海外發展的理論、政策、經驗、問題等，為業界、學者和監管部門了解中國銀行業“走出去”全貌提供了參考。就該書的有關背景和內容，日前記者採訪了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楊再平、中國銀監會國際部主任範文仲、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中國銀行業海外發展戰略研究》一書出版的背景？

　　楊再平：這本書是根據中國銀行業協會2012年重點課題整理出來的一份重要成果。我們看到，過去幾年由於中資銀行自身實力的不斷增強，海外佈局正在提速。事實上，中資銀行海外發展已經有90多年的歷史，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教訓。在新的歷史時期，系統回顧國際銀行業和中國銀行業“走出去”歷程以及興衰變遷，分析中國銀行業海外發展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尋找中國金融業進一步改革的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因此，經過中國銀行業協會行業發展委員會各會員單位的集體討論，我們決定把《中國銀行業海外發展戰略研究》作為一項重要課題加以研究，並由中國銀行等7家銀行共同來完成。銀監會領導對課題也多次作出指導。我們在課題報告基礎上，進一步整理成書，以饗讀者。

　　記者：從監管者的角度，您如何看待中國銀行業的海外發展問題？

　　範文仲：當前經濟金融全球化出現了新趨勢，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中國金融開放也提出了新要求。中國銀行業必須扎紮實實地推進改革與發展，在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過程中，實現自身實力的快速提升。從監管層面，我認為以下兩項工作非常重要：

　　一是加強銀行業“走出去”的頂層設計。要研究新形勢下推進銀行業“走出去”的總體政策框架，鼓勵商業銀行根據自身實力確立合理的“走出去”戰略，防止海外無序發展和惡性競爭。

　　二是增強中資銀行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配套服務能力。要支援中資銀行合理佈局境外網點，增強銀行業統籌兩個市場、運用兩種資源的能力，幫助中資企業在全球範圍內開展資源和價值鏈整合。支援銀行業利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平臺，為全面深化銀行業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

　　記者：您覺得中國銀行業“走出去”的機遇有哪些？

　　楊再平：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隨著我國整體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以及銀行業自身綜合實力的提升，銀行業進行海外發展面臨難得的機遇。

　　第一，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對外開放水準不斷提高，為銀行業海外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第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開放性經濟新體制，亞太自貿區、“一帶一路”等區域經濟金融合作進程加快，利率、匯率市場化等金融體制改革提速，這些都為銀行業海外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第三，人民幣跨境使用穩步擴大，以人民幣計價為基礎的經貿投資活動日益增多。目前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七大支付貨幣、第九大交易貨幣，與我國發生跨境人民幣收付的國家達到174個，港澳臺地區、新加坡、倫敦、法蘭克福等地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這為銀行業海外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

　　記者：中資銀行“走出去”過程有何特點？

　　範文仲：截至2013年底，18家中資銀行業金融機構已在海外51個國家和地區設立1127 家分支機構，總資産超過1.2萬億美元。整體來看，中資銀行“走出去”仍以中行和工行為代表的五大行為主，中行和工行的境外機構數約佔五大行總數的90%。

　　從區域分佈來看，目前中資銀行海外機構主要佈局在成熟的經濟金融中心和發達國家市場（約佔機構總數的80%左右）。這主要是考慮到這些地區經濟發展水準較高，市場容量較大；法律制度、市場規範較為完善；與我國貿易投資往來金額較大。在當地建立分支機構，可以使中資商業銀行與國際市場最新趨勢保持較為密切的聯繫，有利於快速提升整體實力。但我們也注意到，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整體實力不斷增強，同時中國與新興經濟體的貿易及投資額不斷增長，拉丁美洲、非洲和中西亞日益成為我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重要區域，近年來中資商業銀行也逐步注意開拓新興國家市場，海外佈局工作重心呈現出由發達經濟體市場向新興經濟體市場轉移的趨勢。

　　從業務種類來看，中資銀行在國際市場上開展了多種多樣的業務，主要包括批發銀行業務、貿易融資、外匯交易、私募融資、金融租賃、個人金融服務和投行業務等。其中，最主要的業務是為當地中資企業提供對公存貸款和貿易融資等傳統批發性商業銀行服務,而較少從事零售業務或吸納當地存款。這是因為，與當地主流銀行相比，中資銀行由於進入當地市場較晚，在當地的客戶基礎和經營實力有限。另一方面，中資銀行也要依據所在地監管政策變化調整業務發展方向。

　　記者：中資銀行如何選擇合適的“走出去”戰略？

　　宗良：商業銀行應該根據自身國際化發展的情況、海外經營能力、發展潛力等因素，確立合理的“走出去”戰略。這涉及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走出去”的條件。總體上看，符合一定的資産規模、具有良好的風險管理能力可以適當“走出去”，而不是所有銀行一窩蜂地盲目“走出去”。“走出去”的戰略目標清晰，不能為“走出去”而“走出去”。

　　二是“走出去”的區域和方式。要根據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潛力、雙邊經貿往來、市場盈利前景等，選擇合適的目標區域。在東道國政治經濟環境穩定或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經營較為集中的區域，中資銀行可適當增設網點、完善佈局。與此同時，要根據各地的特點、法規要求等，採取開設分行、設立子行還是收購兼併等多種途徑進入海外市場。

　　三是“走出去”後的業務選擇。“走出去”企業是中資銀行海外發展的首要目標客戶。此外，中資銀行還應加大對金融産品的研發和投入力度，完善自身的多元化服務平臺，不斷融入當地市場，拓展本地客戶和業務。

　　記者：您如何看待人民幣國際化對中資銀行海外發展的影響？

　　楊再平：跨境人民幣結算試點以來，人民幣跨境流動頻率和規模逐步增加。未來隨著我國資本項目的放開、人民幣完全可兌換，將形成一個以人民幣作為計價、結算和交易貨幣的，面向全球，高度開放的在岸國際金融市場，這個市場將與多個離岸人民幣市場形成良性互動。中國的商業銀行作為國內金融體系的主體和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擁有最為廣闊的客戶基礎、機構網路和人民幣資産等，具備參與這一國際金融市場的先天優勢，可以借此契機，大力拓展海外市場、提升國際經營能力。對中資銀行來説，人民幣國際化有利於銀行拓展海外市場，通過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吸收大量海外人民幣存款，並帶動跨境人民幣結算、清算、海外人民幣兌換、存款、貸款、資金等各項海外人民幣業務發展。中國銀行業的海外發展也有利於進一步推動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兩者相互促進。

　　記者：中資銀行“走出去”過程中是否也會存在風險？

　　範文仲：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更加複雜，機遇與挑戰並存，作為走出國門的新生力量，中國銀行業的海外發展面臨多重風險和挑戰，這主要體現在：

　　一是市場風險。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並不穩固，各經濟體復蘇進程存在不平衡，金融市場波動不可避免。由於海外金融服務直接與國際金融市場對接，利率和匯率等風險要素的波動將對銀行業務産生直接影響。

　　二是合規風險。危機以來，無論是國際層面還是各國國內，新的監管標準層出不窮，且趨向從嚴，同時母國和東道國監管法規相互衝突的情況日益增多，銀行業“走出去”的法律合規成本不容忽視。

　　三是政治風險。隨著世界政治格局的演變，各國不斷調整政治策略及對華態度。同時世界各國保護主義抬頭、政權更疊頻繁、政策不穩定等因素都給中資銀行在海外發展和經營帶來了風險。

　　四是文化差異風險。一些國家與我國文化風俗迥異，需要我們加深對其文化的了解，相互尊重與適應。例如，中資銀行在阿拉伯國家開展零售業務時，需要深入了解伊斯蘭金融的各種特性。美國和歐洲主要國家則非常重視金融機構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而中資銀行在此方面的意識仍偏弱。

　　記者：銀行如何有效應對海外發展的上述風險？

　　宗良：中資銀行要高度關注海外發展的風險，健全和完善風險管理體系，避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給銀行帶來的巨大衝擊。要客觀研判國際政治經濟和金融形勢，分析市場環境和發展趨勢，研究當地産業和行業政策導向以及法律法規的變化對客戶經營可能的影響，做好相應的預案。

　　首先，對於政治風險，要深入分析東道國的類別和投資環境。一般來講，應該首先選擇開放的或封閉程度較低的國家，儘量避免極端民族主義國家和宗教矛盾激烈的國家。

　　其次，要加強與國外監管、司法機構、行業協會等層面的溝通合作。監管層可以積極參與國際銀行業監管標準的制定，進一步提高話語權；銀行自身則應主動了解、學習和把握國際經濟和銀行業組織推進的各項監管新規，與監管機構保持良好的持續溝通，嚴格遵守當地的法律和監管規定。

　　第三，要善用當地員工，儘快融入當地社會，減少文化差異可能引發的管理風險。同時，學習借鑒國際同業的先進做法，完善風險管理制度體系，提高風險管理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