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估計，202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就會趕上美國。

　　“未來我國對外投資仍將處於快速上升時期，2015年對外投資規模可能超過利用外資的規模。”9月16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介紹了中國海外投資的最新情況。

　　數據顯示，2014年1至8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0個國家和地區的4067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651．7億美元，同比增長15．3％，雖然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3．2個百分點，但在2013年1078.4億美元的投資流量基礎上，商務部研究院對外投資研究所所長梁桂寧預計，到2015年，對外投資流量可以達到1500億美元。

　　自2003年以來，中國海外投資駛入發展的快車道，11年過去了，一方面投資流量屢創新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海外投資企業或項目，在資本能力、管理能力、技術水準、品牌價值等方面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仍存在差距。

　　 投資規模：

　　破千億美元大關

　　中國對外投資項目的存量在GDP當中的份額為7%，“日本是20%，美國、德國是40%”，中國海外投資額度破千億美元只是一個開始，保守估計，“202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就會趕上美國”

　　2014年9月9日，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佈的《2013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創下1078.4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同比增長22.8%。這是中國直接海外投資規模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大關。

　　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報告，2013年，中國對外投資總額排名世界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存量上升至第11位。對各國投資促進機構的調查表明，中國被列為最有前途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地。

　　根據商務部的統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由2002年的27億美元，增長到了2014年的901.7億美元，增長的速度遠遠超過同期對外貿易和吸收外資的增速。截至7月底，非金融類對外投資累計實現5782億美元。

　　韋萊國際CEO Tim Wright向《國際金融報》記者坦言，“你在任何一天，拿到報紙的時候，你肯定都會看到關於中國海外投資的報道。我們預測，2014年中國的海外投資將會有史以來首次超過對華的直接投資。”

　　數據顯示，2013年，美國海外投資規模最大，高達3383.02億美元。商務部研究院對外投資研究所所長梁桂寧預計，到2015年，對外投資額度可以達到1500億美元。至於何時能趕上美國的海外投資規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保守估計，202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就會趕上美國。

　　數據顯示，中國對外投資項目的存量在GDP當中的份額為7%，“日本是20%，美國、德國是40%，”Tim Wright認為，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還有更多的潛力有待開發。

　　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教授葛順奇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截至去年年底，中國企業累計對外投資是6600億美元，其中有1.5萬個企業對外投資了兩萬多個項目，這還僅僅是一個開始。

　　投資偏好：

　　70%左右在亞洲地區

　　排在第二位的是在拉美地區，其中在開曼群島，維京群島的投資相當多。對美國的投資排在第三位。行業分佈上，租賃和商業服務在過去十幾年當中一直是排在投資前列。第二個是採礦業。近些年，金融業投資變得更活躍

　　中國首次提出“走出去”戰略是1998年，經過初期的摸索，于2002年開始，對外投資進入快速發展通道。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企業無不把國際化作為提升競爭力的重要來源，不管是要素的全球利用，還是生産環節的全球佈局，都是企業增強國際競爭優勢的重要方向。“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他們的跨國指數在60%左右，而且每年以一個百分點的比例在增長，也就是説最好的公司，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公司也在繼續國際化成長。”葛順奇認為，隨著國家競爭力、經濟的發展，企業優勢的增強，中國的對外投資是一個井噴式的增長，特別是2003年以後。

　　2005年，中國海外投資規模首次突破100億美元，2005年-2013年，投資規模增長接近10倍。

　　“從行業結構上看，租賃和商業服務在過去十幾年當中一直是排在投資前列。第二個是採礦業。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對金融業的海外投資活躍度也增加了。”梁桂寧認為，“亞洲，尤其是亞洲周邊的地區，是中國對外投資的重要區域。多年來，中國的對外投資有70%左右是在亞洲地區。排在第二位的是在拉美地區，其中在開曼群島、維京群島的投資相當多。對美國的投資排在第三位。隨著中國企業對美國市場的了解和認識不斷加深，以及中國企業在應對進入發達國家的一些挑戰下，中國比較自信地拓展了在發達地區的投資。”

　　在梁桂寧看來，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規模快速增大，行業分佈優化，市場的分佈也在多元化發展。另一方面，對外投資的形式也是多樣化。從過去比較單一的形式，如綠地投資、通過承包工程帶動投資、或者通過援外技術支援帶動經濟上的合作等，現在逐步擴展到了包括跨國並購和其他的形式的投資。值得注意的是，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最近幾年不斷增大，同時對東道國的貢獻比較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9月6日，商務部發佈新修訂的《境外投資管理辦法》，規定除對中國企業在敏感國家和地區、敏感行業的投資實行核準管理外，其餘均實行備案。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副局長王旭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此舉縮小了核準的範圍，縮短了核準的實現，進一步提高了境外投資便利化的水準，這將有效地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邁出更大的步伐。

　　投資收益：

　　四大因素定多寡

　　生産成本、稅收政策、匯率政策以及政治風險是決定海外投資收益的重要因素，其中，各個國家的稅收風險差別較大，制度不一樣，所以每個企業的稅後利潤是不一樣的

　　全球對外投資流出量增長的背景下，中國對外投資已經創出了100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這1000億美元要帶來多少投資回報？

　　詹清榮，跨國財稅管理專家，他對記者説，“中石油是從1993年到現在走了21年頭了，稅務籌劃一直都是我做的”。

　　“影響跨國企業的幾大因素，一個是生産成本，第二個是稅收，第三個是匯率，第四個因素是政治風險。”他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單從稅收成本看，各國政策不一，導致的投資利潤的分配也會完全不同。比如説中國，有10億元的利潤，有7億元可以分配。國外不一樣，比如説稅前利潤10億元，哈薩克20%的所得稅交完剩下8億元，還有大概分幾種情況的稅，有協定的10%，沒有協定的15%，避稅的20%，再加上超額利潤稅，有7億元左右可以拿到中國進行分配，但是如果到委內瑞拉投資，石油企業所得稅高達50%，也就是説10億元，頂多可以分配一半，再加上股息稅頂多4億元能回來就不錯了；法國更慘，避稅分紅，現在最高的股息稅打擊避稅，要交75%，10億元避稅一下，剩下2億多元了。所以，只有真正把這些問題解決了，才是你的現金流了。各個國家的稅收風險不一樣的，制度不一樣，所以每個企業都是不一樣的。”

　　 投資缺陷：

　　非國有經濟佔比不足

　　2013年中國海外投資的存量中，國有企業投資佔55%，且偏好跨國並購，而規模較大的跨國並購大多采取設立境外子公司的繞道並購。從資金來源看，中國企業對外並購更多地使用自有資金，金融杠桿手段利用不足

　　在規模快速提升和迎來政策紅利釋放的同時，中國海外投資過程中也暴露了許多的問題。

　　首先是，投資主體集中于國企，其偏向跨國並購的投資方式。

　　“2013年中國海外投資的存量中，國有企業仍然是佔半壁江山，佔55%，非國有經濟佔比不到一半。”商務部合作司副司長方蔚認為，這意味著在結構層面，政府決策的投資和國企的投資仍然佔據很大比例，企業海外投資的主體地位仍需進一步確立。

　　對外投資主要是兩種投資，一個是新建投資，一個是跨國並購。跨國並購一直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形式之一。2004年-2013年，跨國並購交易總額2266.5億美元。

　　葛順奇做了一個統計，2012年和2013年，中國企業海外並購案例多達858個。“超過10億美元的大型跨國並購19起，合計交易額582.8億美元，佔同期跨國並購交易總額的60%。收購主體央企17家，地方國企2家”，“並購渠道選擇上，一種是母公司直接並購，另一種是通過設立境外子公司、孫公司實施並購。2012年-2013年，直接並購佔交易項目數的45.1%，交易金額的25.8%；通過境外子公司的並購佔項目總數的54.9%，佔交易金額的74.2%，規模較大的跨國並購大多采取設立境外子公司的繞道並購。”

　　其次，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金融杠杠使用不多。數據顯示，我國企業對外並購的資金來源上，50%來自於企業自有資金，境內銀行貸款約為15%，境外融資佔35%。例如2012年-2013年，對外並購交易總額717億美元，其中，企業自有資金380億美元，佔53%。葛順奇認為，“資金來源應包括企業自有資金、國內銀行貸款、境外融資和其他。目前中國企業對外並購金融杠桿利用不足。”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外資剛進中國的時候，有獨資、合作、合資的方式，合資佔80%的比例，但是，中國進入海外市場的時候，獨資佔比52%，絕對控股佔24%，股權在50%以上將近78%，也就是説中國的企業對外並購往往是一下子取得控股地位。”

　　葛順奇坦言，“中國的對外投資處於初級階段，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比如，走出去的心態比較急，投資目標不夠清晰，區位選擇缺乏科學評估，投資國優惠政策享用不夠，並購後對投資企業實際控制力較弱，過分依賴仲介公司，過度誇大美國安全審查的影響等”，“中國的企業在管理、走出去的便利化措施，在服務提供、融資、激勵措施、優惠政策等方面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投資優化：

　　稅收法律風險防範

　　企業對外投資所處的環境、法律、文化，母國和東道國，國內外是極其不同的。企業對外投資的前提首先是一個風險防控的問題，對這些可控的、不可控的，對稱的、不對稱的資訊都要了解

　　中國企業走向海外以後面臨各類風險，有一些是中國企業熟悉的，有一些並不熟悉。韋萊中國董事總經理馬波濤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如何去應對和管理這些風險，很大程度上將決定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是否成功。特別是稅務、法律等方面的風險管理尤其重要。

　　“稅務風險控制是提高跨國企業競爭力的直接因素，必須有可控指標，稅務風險控制的效益可以達到營業收入的1％-3%，甚至是達到10%以上。”詹清榮強調，做投資的時候一定要進行一個超前的稅收籌劃，要準備好6個環節。

　　第一，要了解各個國家的法律背景和稅務背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情況各不一樣，轉型國家是由計劃體制變過來，像俄羅斯、哈薩克等，還有一個發達國家用OECD版本，稅收不一樣，阿拉伯國家用聯合國的範本，也是不一樣的。“比如厄瓜多，發現我們國家的項目稅前可以列支利息成本，正常的利息可以進成本的，包括銀行利息什麼的，但是這個國家原來可以，現在不行了。所以説稅收不行，差別就很大。”

　　第二，對各國的稅制要分析透。有一些國家是單行法規，有一些國家是需要議會通過。比如説哈薩克，他只有議會通過了才演算法律，打官司也是這樣，中國不一樣，中國只有三部法律通過人大，其他都是財務部，稅務總局頒布一下就可以了，各個國家不一樣，很多是判例法。

　　第三，稅收成本的測算要準確。

　　第四，稅前成本的列支管理。因為語言不一樣，申報的程式不一樣，稅法內容不一樣，海外投資在這個環節應特別注意。

　　第五，保險費用列支與轉讓定價。保險費用列支要符合當地的保險監管要求。轉讓定價是一個很大的學問，賬必須做得很嚴謹，支援文件也是要很嚴謹，另外必須經得起當地法規幾年以後的檢查。

　　最後一個環節是，境外所得回國的抵免。

　　韋萊風險管理董事總經理Kevin Snowdon認為，在法律訴訟方面，建議跟當地的法律人士一起來合作進行法律風險的審核和轉移。在西方國家監管人員監管得非常嚴格，有的時候會影響到總統的決策。在西方國家監管的風險很大，雖然有的時候沒有辦法，或者是説很難去管理，但是我們要儘量找到一些解決方案。

　　“金融危機後，很多的房地産公司給我打來電話，要投資這個，要投資那個，實際上這個業務和他的房地産根本沒有任何的關聯，他説我有錢，我就是想投資。”梁桂寧告訴記者，“在我們的調研過程中，開展對外投資，公司內部的風險防控是比較容易忽略的一個風險，包括對投資環境的了解和理解，以及人員的管理和産業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