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全面闡述了我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趨勢性變化。經濟新常態必將催生金融新常態，相應也對商業銀行開展普惠金融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經濟新常態對銀行普惠金融服務提出了三大新要求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在增速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化的深度調整過程中。經濟運作的新變化，意味著商業銀行普惠金融服務所面臨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對銀行創新能力、資訊化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是新常態對銀行普惠金融的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當前我國生産組織方式正在呈現小型化、專業化和智慧化特徵，新型小微企業正在孕育成長，普惠金融需求較大。但由於這些小微企業主要是以專利、技術、智慧財産權等無形資産為主，與銀行以有形資産抵質押為基礎的信貸模式不相適應，導致小微企業面臨“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慢”等問題。因此，為了解決普惠金融供給與需求不匹配問題，銀行必須加快産品、制度、服務模式的創新，構建與輕資産型小微企業特徵相適應的信貸管理模式。

　　二是新常態對銀行普惠金融的資訊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普惠金融主要是關注傳統金融體系難以覆蓋的小微企業和低收入群體，金融需求本身有著“短、小、頻、急”特點，單筆金融服務成本相對較高。隨著生産小型化，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銀行信貸業務呈現零售化特徵，普惠金融服務成本將更高。因此，如何借助大數據和網際網路技術，實現批量化、專業化的金融服務模式，降低邊際成本，是商業銀行發展普惠金融必須解決的新難題。此外，隨著新型農民、新生代農民工的成長，他們對移動金融的需求也越來越多。這些都對商業銀行的資訊化和移動金融服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是新常態對銀行普惠金融的風險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從國內外的實踐來看，發展普惠金融普遍存在風險大問題。在當前新常態下，伴隨經濟增長動力轉化，部分傳統産業會逐步被市場淘汰，銀行各類隱性風險將逐步顯性化，普惠金融的風險將進一步顯現。同時，由於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新主體、新業態、新産業處於成長期，風險相對較高，銀行發展普惠金融將面臨更加嚴峻的風險考驗。

　　二、加快創新，解決普惠金融“三大”難題

　　認識和適應經濟新常態對普惠金融提出的新要求，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普惠金融發展的大邏輯。銀行應加快信貸管理模式、網際網路金融和風險管理模式的創新，以便讓每個人都能獲得便捷的、商業可持續的金融服務。

　　一是創新金融服務模式，解決普惠金融“供需不匹配”難題。在經濟新常態下開展普惠金融服務，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服務模式的創新。要針對新型小微企業的金融需求特點，在客戶準入、授權授信、業務流程、擔保形式等關鍵環節進行再造，讓客戶“進得來”、“貸得到”。比如，針對科技型小微企業，加快建立以智慧財産權抵質押為基礎的信貸服務模式，並加強與創投基金和私募股權的聯動合作，“投貸結合”，共同為新興産業提供金融服務。

　　二是強化網際網路金融創新，解決普惠金融“成本高”難題。對於小微企業普惠金融服務而言，銀行可以借助大數據分析、雲計算等先進技術，將産品要素標準化，實現批量化和專業化運作，通過規模效應降低單筆業務運營成本。對於農村普惠金融服務而言，銀行應積極發展面向“三農”和縣域網際網路金融服務，建設“三農”直銷銀行，推進涉農電商服務。尤其是，商業銀行應抓住智慧手機在農村普及的機遇，借鑒肯亞移動銀行服務等成功案例，建立一整套涉農移動金融服務，低成本高效率地延伸服務觸角。

　　三是實施專業化風險管理，解決普惠金融“風險大”難題。當前我國銀行業整體不良貸款反彈壓力較大，小微企業風險防控形勢更加嚴峻。銀行應借鑒批量化、專業化等服務模式，緩解資訊不對稱，構建更適應小企業特點的風險識別和控制機制。同時，適應“三農”領域硬資訊不足、主要依靠經驗判斷、社會口碑、人脈關係等軟資訊的特徵，建立一套有別於城市金融業務的“三農”業務風險管理體系。

　　三、新常態下發展普惠金融的幾點建議

　　普惠金融體系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需要金融機構在服務理念、産品和制度等方面的創新，還需要政府在頂層設計、監管政策、信用環境等方面做好支撐保障。

　　第一，完善普惠金融的頂層設計。關鍵是要從戰略上厘清開展普惠金融的重大問題。一是堅持商業可持續發展路徑。支援和鼓勵金融機構把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和商業化經營有機結合起來，不搞急功近利、竭澤而漁。二是堅持互補性的機構體系建設方向。引導並著力構建一個功能互補、錯位競爭、合作共贏、包容性強的普惠金融機構體系，防止出現“大企業過度服務、小企業急需服務”；“發達縣域過度競爭、貧困地區服務空白”等問題。三是堅持差異化的監管導向。探索建立差異化的監管體系，適度提升對“三農”和小微領域的不良貸款容忍度，不良考評指標上適度體現差異化。

　　第二，強化普惠金融的政策保障機制。發展普惠金融，需要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調動金融機構積極性。一是進一步完善普惠金融的財稅政策環境。通過對開展農村普惠金融服務的機構給予一定稅收減免，給予普惠金融特定的財政貼息等方式，鼓勵更多資金留在農村。二是進一步改善普惠金融的風險補償環境。比如推進基層經濟合作擔保組織建設，提升普惠金融的擔保能力；探索建立普惠風險補償基金，通過引入社會資本提升普惠金融的風險補償能力；完善土地資産的抵押、拍賣評估和交易平臺建設，提升土地融資功能和押品變現能力。

　　第三，優化普惠金融的生態體系。一是建立完備的農村徵信體系。提升農村信用基礎水準。對於農村中的惡意逃廢債和非法集資等行為堅決予以打擊，防止出現“破窗效應”。二是推進小微企業融資服務體系建設。推進專業化的小微企業擔保體系建設，逐步建立和完善小微企業貸款擔保損失補償機制，探索發揮保險體系在小微企業融資中分散風險的作用。

　　普之城鄉、惠之於民，普惠金融是促進社會和諧、實現“中國夢”的基石。中國郵政儲蓄銀行作為中國普惠金融的先行者，將為探索新常態下大型商業銀行實踐普惠金融商業可持續發展道路做出貢獻。（作者：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董事長 李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