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間從前流行“做會”。某戶家庭因為蓋房、婚喪事宜或購買大宗物件等出現資金困難，就會向親朋好友籌集資金“做會”，一般兩到三年為期限，“應會”的成員每月繳納會費，輪流使用或者採用“標會”方式由標價高者得之。在上世紀80年代經濟迅猛發展的背景之下，互助會蛻變為民間借貸組織，在“錢生錢”高息融資的誘惑下，終於引發了80年代末期席捲浙江民間的“倒會風潮”。

　　筆者親眼目睹了身邊的許多家庭捲入這場災難，成為了倒會的犧牲品。很多年來，筆者一直在思考：為什麼“做會”後來這麼瘋狂？會頭為什麼要採用高息融資的方式集資，僅僅是出於對金錢財富的渴望嗎？會員們為什麼甘冒風險把“雞蛋”交給這些隨時可能因為資金鏈斷裂而砸碎的“籃子”呢？……

　　這些問題，在筆者最近閱讀的《盤活：中國民間金融百年風雲》中，找到了部分答案。近年來，浙江出版人、藍獅子企業研究院創意總監王千馬一直致力於中國商幫以及城市文化研究，《盤活》一書著眼于中國民間金融自山西票號誕生之後的百餘年曆史風雲，梳理了山西票號、安徽典當、寧波錢莊、廣東十三行、民國時期的“南三北四”，直到今天的網際網路金融這一歷史脈絡，行文嚴謹而又通俗，從附錄十余頁長長的參考書目中可窺見作者的用功。

　　王千馬以喬家大院開篇。喬家大院的真正名字叫“在中堂”，讓它興旺發達起來的主人叫“喬致庸”。王千馬聯繫喬家生活日常，解讀喬家“言商仍在儒”，形成了被社會認可的儒商倫理：“寧可少賺錢，不能失信；寧可不賺錢，不能失信；寧肯賠錢，也不能失信。”王千馬説：“如果説市場催生了民間金融的各種形態，儒家則塑造了民間金融的精氣神。”

　　在《盤活》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誠信故事：日升昌為老乞婆兌換大額匯票；民國教材“誠實的孩子”，取材自寧波商人葉澄衷少年時拾金不昧的事跡；陳光甫提倡“一元起存”小額儲蓄、從容應對客戶100元開100個賬戶的故意刁難行為以及面對擠兌風潮時，書中屢次出現的殫精竭慮、甚至不惜毀家紓難、也要對客戶負責的各種故事……誠信，構成了中國民間金融最基本的商業倫理，是中國民間金融的立身之本。

　　“做會”的基礎，正是源於誠信。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對“熟人社會”進行過詳細描述，“做會”極其符合費先生的這一論點。費孝通非常關注這個問題，曾經在1986年專門考察了浙江溫州。而恰恰在1986年，短短3個月中，溫州全市就有200多人潛逃甚至自殺，不少人傾家蕩産。

　　我們可以從道德角度指責會頭們喪失誠信，然而，問題在於，書中所述的那些誠信的中國民族資本家，他們的慘烈結局隱隱透露出“誠信”的尷尬和無奈。作者似乎要告訴我們，（民間金融）僅僅依靠誠信，是遠遠不夠的。

　　王千馬在書中以“錢輕VS權重”剖析中國民間金融的疼痛。票號、典當、錢莊、保險、民營銀行……不管哪種形式，中國民間金融一直以來都無法擺脫由上而下的權力擠壓。19世紀時，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曾經斷言：“中華帝國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土壤不可能誕生出資本主義。”這句話有一定道理。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民間的各種金融運作，從它誕生之初就不得不攀附於權力之側，山西票號和清政府的親密關係，“廣州十三行”本身就是王權特許的結果，盛宣懷背後的清廷權貴勢力，“北四行”股東們的官方背景，民國時期各家民營銀行依附的軍閥集團……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出中國民間金融先天的不足和娘胎裏的病根，不能發育完整的“翅膀”，如何支撐它們的長久飛翔？折翼後的墜落，是必然的結果。

　　由此，作者的寓意開始深入到現實的世界。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獲得發展，就必須要解決融資難題。筆者不由想起2009年的“吳英案”。此處，筆者無意探討這個案件的各種糾葛和原因，只想提及經濟學家茅于軾的一點一面看法。在茅于軾看來，吳英一案反映了被排除在主流金融秩序以外的民間創業者的無奈。“問題的根源在於金融業的壟斷，你把金融業壟斷起來了，老百姓的錢就沒地方去，一方面錢很多，一方面借錢還借不到，就是你金融業出了毛病。”聯想到“做會”，它從簡單的互助會演變為高息融資的工具，有著複雜深刻的社會背景，不良會頭的潛逃也不僅僅關乎誠信。

　　近年來，溫州率先開始進行民間金融改革試點。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説：“民間借貸一定要從地下讓它到地上，在地下黑不隆冬的，就沒辦法對它監管，只要從地下到地上，讓它置在陽光之下，政府才能夠對它進行監管，才能讓它規範化，最終走向合法化的道路。”溫州民間金融呈現出繁茂生長的態勢，盤活了民間資本，也帶動了企業活力。

　　如今，在網際網路時代，股票、基金、支付寶、財付通、微信平臺等相繼橫空出世，中國企業融資渠道合理化、多樣化、簡捷化，我們可以有理由期待：良好的生態系統正在構建，中國民間金融在堅守誠信的同時，在健康的金融環境中可以獲得更多的飛翔能量。